“民告官”！
宋朝社会极具丰富性，各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并存于世，既有“终岁不见长吏”的宁静秩序，也有“讼牒纵然”的健讼风气。有些地方，“诉讼日不下二百”（《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七），“诉庭下者日数百”（晁补之《鸡肋集》卷六十六），“三日牒诉数百”（祖无择《龙学文集》卷九），每天上衙门打官司的人数以百计。今日的县级法院，每天接收的民商事立案，也未必有这么多吧。谁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百姓不擅诉讼？
那么宋朝有没有“民告官”的事情呢？当然有，如在民风健讼的江西路，小民“一不得气”，便“诋郡刺史，讪诉官长”（黄庭坚《山谷文集》卷一九），受了委屈就“民告官”。
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江西德安县的县民“以丞（副县长）暴溺，群诉于漕台（转运使），丞竟罢去。”（楼钥《攻愧集》卷一〇〇）民众运用集体诉讼的方式，成功驱逐了一名丧失民心的县丞。如果你以为江西这地方文化落后，穷山恶水出刁民，那就错了，两宋时期，江西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仅就书院数目来看，江西即居于榜首。
生活在京城的市民，眼界开阔，具有更自觉的权利意识，更不惮于“民告官”。
南宋时，有个叫做方回的官员，寓居杭州旅舍，此人好色，一日在旅舍中“与婢宣淫”，但床震的动作大了一些，结果“撼落壁土”，将邻居的壁土都震落了。那邻居也不客气，马上就将方大人告上法庭，“讼于官”（周密《癸辛杂识》别集）。
北宋的汴梁人，也动辄控告官长，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王畿之吏，大抵尚因循，好取誉；民狃悍猾，务不直以乱治，亡所尊畏，侮慢骄狠，或时执上官短长，侧睨若相角，急则投銗筩（举报信箱），挝登闻鼔矣。”（《文同全集编年校注》卷二六）意思是说，京城之民不畏官长，常抓着政府的短处不放，跟官长争长短，也不给官长好面色看，急了就写检举信，或者到京师的直诉法院——登闻鼔院控告。
显然“民告官”的权力是受到保障的。南宋时，朝廷甚至订立了《越诉法》，广开越诉之门，凡官员有徇私滥权、受贿不法、横征暴敛、司法不公等行为，民众均可以越级起诉，实际上就是鼓励“民告官”。从史料的记载看，宋代的大多数“民告官”案子，通常都告赢了，被告的官员基本上都受到处罚，只有少数官员在被起诉之后获得了庇护。
北宋京师人还将宰相告上了法庭。宋太宗端拱初年，布衣翟马周击登闻鼓，起诉李昉“居宰相位，当北方有事之时，不为边备，徒知赋诗宴乐”（《宋史·李昉传》）。登闻鼓院受理了这一诉讼案，呈报宋太宗。最后太宗下诏：马周击所讼有理，“罢昉为右仆射，且加切责”。因为被布衣之民所讼，宰相李昉被贬为内阁部长。
如果说这桩史事让您感到惊讶，那下面我们还要说到一件更值得惊奇的记录。据宋笔记《曲洧旧闻》，宋仁宗时，有富民到开封府告状，称他家“为子娶妇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挥令入，见今半月无消息”。能够在禁中发出“指挥”者，不是皇帝，便是太后、皇后。也就是说，这位到开封府告状的富民虽然说得比较委婉，但意思很明显，就是控告皇帝强抢民女。
当时的开封知府叫做范讽，是一个未听说有多鲠直的官员。他问富民：“汝不妄乎？”富民说：“句句属实。”范讽便说：“如实有兹事，可只在此等候也。”马上就入宫面圣，向宋仁宗要人：“陛下不迩声色，中外共知，岂宜有此？况民妇既成礼而强取之，何以示天下？”宋仁宗说：“听皇后说，宫中近日确实有进一女，姿色颇佳，朕犹未见也。”范讽说：“果如此，请将此女交臣带回。”宋仁宗表示同意将那女子送回去。范讽说：“臣乞请，现在就在这里交割此女，好让臣马上带回开封府，当面交还那位诉者。否则，天下人恐怕就是诽谤陛下了。”仁宗“乃降旨，取其女与讽，讽遂下殿”。
一名毫无背景的东京平民，在儿媳妇被人接进宫之后，敢跑到开封府告诉。而接到诉状的知府也不忌惮被告乃是皇上，立即就去找宋仁宗，请他归还民女。可以想见仁宗朝的政治氛围是多么的宽松。要知道，范讽并不是包拯，当时“不以直声闻，而能如此”，何也？“盖遇好时节，人人争做好事，不以为难也”。
{:5_233:}{:5_233:} {:5_233:}{:5_233:}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