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后是为了不再回家乡吗？
年关将至，城市里不同阶层的新移民带着乡愁或乡怨，离开了被雾霾笼罩的都市，回到了或温情脉脉、或破败不堪的家乡。继2015年的春节，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到2016春节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衰败的农村作为一种触目惊心的景观一次又一次地进入了我们视线，刺痛了我们，也掀起了无数反思与讨论。与此同时，每年春节必然出现的类似于不久前彩虹合唱团《春节自救指南》的爆款话题则暴露出了另一种精神结构：以“七大姑八大姨”作为能指，所抒发的城市中产阶层（或预备中产）对家乡的鄙弃。 然而，我们如何不驻足于悲情与怨恨，让“乡愁”和“乡怨”成为一种能动的力量，从而去想象一种弥合“乡衰”与“城困”的可能性？2017年春节期间，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将陆续推出由知识分子、新工人、学生、乡建者等不同主体所构成的城市新移民（或暂居者）的返乡笔记，以期从不同视角激发新的思考，并试图呈现一条从乡怨、乡愁到乡建的艰难道路。 本文由西安外国语大学的一名毕业生韩蓉的来信和青年讲师王昱娟的回信构成，来信中陈述了一个返乡毕业生的苦闷：回到家乡工作本是她的理想，却被家乡的亲人钉在了“成功学”的耻辱柱上——“我们去读书、去上大学，难道就是为了不再回到家乡吗？”这句振聋发聩的发问，如同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潘晓来信”一般，诉说出了一整个时代的精神困顿。http://p2.ifengimg.com/fck/2017_04/ec6da6afa715c4a_w600_h400.jpg老师，您好！我想您应该不记得我了，我是11级汉文的韩蓉，已经毕业一年多了。其实给您写这封信，心里觉得挺不好意思的，特别是看到您以前给我发的邮件中所说的那些鼓励的话，让我觉得更加惭愧。当时给您写那封信的时候，我还是大二学生，心里在犹豫考研的事情，那段时间心情浮躁不能静下心来复习，所以想找您传递点正能量，没想到会收到您那么长的回信，很感动，内容也让我受到启发，可遗憾的是，我最终还是没选择考研。当年收到您回邮的时候，我还是很想考研的，一方面是想读研考教资然后当老师，另一方面也想过读了研之后看看是不是能留在西安工作。不过，暑假回家的时候跟家里人商量这件事，家人说初中太难带，高中压力又太大，还是当小学老师相对轻松；另外在西安很难找到正式的工作，他们就提出要我毕业直接回老家，可以把我安排在公立小学教书。于是，毕业后我回到陕北，在乡镇小学当老师，也是我的母校。回家乡既可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又可以跟家人相互照应，还可以回报母校，本应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可现在我才发现并不是这样。按说当老师是我的梦想，能回自己小学母校当老师更让我高兴，现在梦想实现了，我却过得并不开心。回家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总有人明里暗里议论，甚至同学聚会、邻居亲戚闲谝的时候也时不时冷嘲热讽。好像我回家回错了，好像我读大学变成了笑话，总之，他们就是觉得：“你念了一回大学，最后还不是回到这里了，还不是和我们这些没念过大学，甚至没念过高中的人在一个地方。”回来的这些日子，听到最多的就是“念书一点用都没有！”我心里知道这句话根本就是错误的，可是却无力辩驳。我很困惑，难道，我们去读书，去上大学，就是为了不再回到家乡吗？我在想，如果我的家就在西安、在北京或者上海，还会不会有人这么说？回到家乡生活的经历不那么愉快，在母校当老师的过程也没有预期中那么开心。不光是同学、邻居、亲戚们非议，就连那些年长的老师们也时不时说：“上大学有什么用，我们以前上个中专就当老师了。”我想要跟他们学习教学的方法，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却也总是被敷衍。虽然每次公开课总是被老教师们夸奖讲得好，可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尤其是明明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时候，就是没人指点和帮助，甚至还有人说“差不多就行了，那么认真干啥？”好像大家都在混日子，好像家乡的生活就应该停滞不前一样。刚刚工作时踟蹰满志地设想的“素质教育”和“魅力课堂”，因为种种原因一直难以实现，最后仍旧是按部就班甚至照本宣科。虽然这些年母校的变化很大，建筑越来越新了，设施也越来越全面了，工作和生活反而找不到以前的美好感觉了。我现在最大的矛盾可能就是老拿记忆中的家乡跟眼前的家乡比较，也老拿家乡跟西安比较，越比越觉得怪怪的。一方面必须承认老家的经济发展虽然也很快，但确实比不上西安。尽管我们镇算是绥德第一大镇，秦汉时期就兴盛过，现在还有很多古迹，可是看看镇上的商场、娱乐场和高楼大厦，先不说质量，从数量上都还不如西安的一个区，所以我好像也能理解那些人对我的议论。可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之所以回家乡，其实跟这些新的东西没有多大关系，虽然之前是家人替我做决定，可我也是真心想回老家、真的喜欢当老师啊，而且能回到自己的小学母校，也是我从小的梦想啊！家乡的发展速度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件很微妙的事。一方面我和其他人一样，很清楚地知道我们镇子跟大城市相比发展缓慢，甚至可以说是比较落后，可是另一方面，我又老是想起以前的事。前几天写了篇《在母校教书的日子》，里面有一段回忆：“每次下雨天，都会带着学生在校门口或教室门口等待家长来接，这时候，脑海中就不由自主的浮现出以前我父亲或者我母亲来接我的场景，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下雨天我父亲骑着自行车来接我，我坐在前边的横杠上，雨不停地冲刷着我的脸，我几乎睁不开眼睛，可那时却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如果到家还能再吃上一顿炒土豆丝，简直开心得可以飞起来了。”可能我是真的爱家乡，不过爱的是记忆里的家乡。可是现在怎么办呢？又不能回到过去，也无法适应当下。毕业一年多，去西安的想法一直都有，可总是想太多，总是没有勇气下决心。以前我觉得环境并不会改变自己，可如今看来并非如此；以前的我还有出去闯一闯的心，可现在逐渐变得胆小和懦弱，变得不敢再走出去了。近来一直在徘徊是走还是不走的事情，虽然决定明年去西安了，可是还是不确定呀，对未来的事情一片迷茫，而且充满担心，也害怕自己再次选错路，害怕还是会后悔。亲爱的老师，您现在肯定也是每天都正能量满满吧，真怀念以前听您课的时候，或许您可以帮我答疑解惑。韩蓉2017年1月13日--------------------韩蓉你好，首先谢谢信任，从三年前直到现在，给我展示你的生活轨迹，分享你的心路历程。坦白说，我还满惶恐的，如果我有一个小乡村或者是小城镇那样的故乡，或许我可以直接跟你大谈“返乡”，然而并没有，像我这样从出生便在“他乡”，成长中又随家人迁徙到不同地方，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办法好好解决“故乡在哪里？”的问题，可能正因为这样，我以前总觉得一上来就跟人家谈“爱故乡”，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么我也来跟你分享我的经历吧，首先要回答你信中的那个问题：“如果我的家就在西安、在北京或者上海，还会不会有人这么说？”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会！”五年多以前，我和你一样听到过类似的话：“读了博士还回西安工作呀？肯定是留不到上海！”不过，稍稍不同的是，我对这句话还蛮坦然的，我就说：“对啊，就是很难留上海，没看好多博士为了留上海都去教中小学了吗？”“不想留上海”和“很难留上海”，都是实情，没必要为了证明自己而将它们对立起来。不过这一点也就是自己心里清楚，真正说起来，还是偶尔气不过要给自己撑撑面子，于是有意无意就要透露自己“曾经有机会去英国留学，最后主动放弃了。”以此来给自己“不想留上海”背书，那意思就好像是“老娘连英国都放弃，还稀罕留上海！”这里面最大的尴尬就是，你首先得证明自己有足够的能力留在上海或者去更高级的地方，否则你就是灰溜溜地回家，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爱故乡、归故乡”？我们这个社会的很多人，想尽办法当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再不然至少也当一个直辖市或者省会城市的居民。这样一来，如果你从城市回到乡镇，那简直是开历史的倒车，要被钉在“成功学”的耻辱柱上，如此便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结构”。这个金字塔分层的标准其实是很单一的，尤其是在宏观层面，譬如你所说的经济发展，很明显是考量某个地域是否“高级”的重要指标。当这种宏观的逻辑替代了个体的感受，人们对“幸福”的衡量也变得越来越单一，显然，“吃一盘土豆丝”比不上吃一份“麦当劳薯条”。这个逻辑很流氓，但却无处不在。究其原因，当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变成“多少钱？”的问题时，人们的“幸福感”也就变成了“消费和购买”。这种消费的实质是“对差异的需求”，而“差异”（或者毋宁说是“差距”）恰恰是金字塔结构的追求，我们毫无可能看到它的顶端。这么说吧，除非你真的成为所有人的“人上人”（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否则永远摆脱不了“鄙视链”，哪里有什么温拿可言？坚持到底也还是卢瑟。以此来看你返乡后的经历，似乎也验证了“金字塔结构”的效应，你在故乡遭到的非议，或许正是因为指向城市、一线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的价值观左右了你的家乡和你家乡的人，它当然也指向我们自身。你看，我回到西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恰恰是职业选择，就是说，相比为了留上海而去中小学教书，我更愿意回到西安当大学老师，后者对我来说显然更体面，而这也是我近些年重新思考“返乡”的切入点。我当然也算得上一名广义的“返乡青年”，大学和读博的时候，分别在“帝都”与“魔都”。很巧，都被问过“要不要留京/要不要留沪”的问题。但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要不要“留”的问题，更可能被“北漂/海漂”所替代，除非你“足够优秀”，或者足够“有办法”。就是在这样的普遍认识中，毕业时你能看到两种“悲壮”的抉择：一个是即便“博士毕业教小学/每天挤俩小时地铁上下班/每月收入三分之一以上交房租或还房贷”也要在北京或者上海待着；另一个可能就是我这样在大都市“高不成低不就”的，宁愿兜一圈又回到家乡，也不愿被北京或者上海折叠。我以前总是腹诽前一种情况，觉得读书、上大学的确让我们离家越来越远，直到抛弃故乡成为大都会里的陌生人。但这么一来“返乡”又似乎成为一种正义，让人自我感觉良好，好在地域身份差异上扳回一局。让我开始反思的，是两位朋友的话。其一是一位师兄，他毕业前跟我说：“如果我老家也像你们西安那样，我肯定也愿意回去。”其二是三年前带了一个关于“返乡青年”的论题去台湾参加题为“重返民间：从规范性论述到在地历史解释”的会议，一位老师问我：“从大都市回到地方上当然也是很好，但地方上难道就没有许多问题吗？”第一句话正是这封信一开头的意思，我几乎可以想象，如果我的家乡一所高校也没有，我肯定是不会“返乡”的，但也仍然不会“留京/留沪”，就像那位师兄，最终去了离自己家乡比较近的一座小城市教大学。第二句话的答案毋庸置疑，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通信，恰恰说明故乡并不是“田园诗/伊甸园”，不仅不是，或许还是“金字塔结构”的拥趸，一碰到“北上广”、“美利坚”就变得自轻自贱、脆弱不堪。即便像西安这样号称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也免不了自认落后，也免不了贴上“土气”的标签。说起来，这恰恰是这座城市特殊的地方，越是对比“北上广”的“洋气”，我就越觉得西安的“土气”大有深意。究竟哪里特别呢？恐怕还得从我的个人生活说起。我现在生活的地方，就是你们以前读书的地方，说好听点是“大学城”，其实本质就是“城乡结合部”。这大概是我的宿命，2000年读大学的时候，我爸就感慨把我从西安的二环内送到北京的十环外了，昌平那个当年萧条冷清的地方，如今房价也小三万，可是我母校到现在都还没通地铁。瞧，说起来我又拿“在北京读过书”来给自己贴金了，然而我从来都用“昌平”而不是“北京”指代我的大学，实在是因为我的大学情怀，就只是“昌平认同”而非“帝都情结”。到上海读博亦如此，虽然读书第二年地铁七号线通到学校门口，宝山那个地方根本看不出“魔都”的繁华景象，像一个乡镇，像海上孤岛。长安街、淮海路、王府井、静安寺，都离得很远很远，仿佛从来没在我的求学生涯里出现过。如今工作和生活的长安区也是一样，十二年前我第一次到这里读研，刚刚建成的校园立在一片村子里，大学生的消费带动了村庄的发展，十几年过去，你们给周围起名叫“居安（村）国际”、“康杜（村）国际”，好像证明了这里今非昔比，但实际上呢？除了小饭馆比以前多了，教师公寓盖到第三期了，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还保持着乡村的生活形态，熟人社会、消遣经济。最大的变化或许是潏河水少了、雾霾遮南山了，人比以前多了，传言村庄要拆了。我有时候很羡慕有“老家”可以回的人，尤其前阵子西安雾霾爆表，院子里有孩子的家庭都早早订了寒假回家的票，就等放假逃离西安。我儿子已经跟他的两位小伙伴告别了，到了过年的时候，这个院子就要空一大半。我们哪里也不去，因为西安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亲戚朋友生活的地方，尽管，我也不是出生在这里，而且迄今为止在这儿生活的时间还没超过二十年，却不妨碍我把这座城市指认为故乡，我想这正归功于“城乡结合部”。你信中说自己对故乡的情感是夹在“过去的美好记忆”与“如今的残酷现实”之间的，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痛苦与迷茫，而我对西安的故乡认同也是夹在“快速发展的都市”和“缓慢滞后的乡土”之间的。我是近些年开始关注“乡建”和“返乡青年”的，最初的机缘是做博士论文，从贾平凹的小说《土门》里跳出来，一头扎进“城中村”，做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写了一篇看起来不晓得是文学还是社会学或者可以叫“都市民族志”的论文。论文写得很糟我不想说，然而更糟的是我抛出的那两个当初看起来无比新鲜美丽的词汇，现在看来却有点尴尬，一个词是“缓慢城市化”，另一个是“城市乡土性聚落”。这个“缓慢城市化”不是“缓慢的城市化”，后者是与我们这些年追求的“快速的城市化”相对的、具有“贬义”（不拉动GDP）的词，一字之差意味着我对“缓慢城市化”寄予厚望，希望它能抵抗“快速城市化”给人带来的不安、躁动、欲求不满、空虚寂寞，它造成了空间的“停滞”，让人们的生活减速——如果全面的“城市化”不可避免，至少让这个过程不那么痛苦。我很确定，这与“慢城”并不相同，也不是“逆都市化”，比起中产趣味，我更倾向于用“城市乡土性聚落”来达成“缓慢城市化”。三年前你写给我的信里就说我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上封信里又说了一遍，或许你想表达的应该是我是一个“热情”的人吧？除了性格之外，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我的成长环境了。我虽然几乎没有乡村生活的经历，却对“熟人社会”一点也不陌生，到现在回娘家的时候，在家属院门口叔爷姨奶还齐齐招呼：“老王家闺女带娃回来啦！”同样，我妈周末来我这儿的时候，带孩子遛弯也有人一路打招呼：“小骏姥姥来啦！”无论是城中村、家属院、弄堂、四合院，相近的生活水准和相对紧密的人际关系决定了这些生活环境中的人心态上没有太大差异，也就少有价值判断上的高下之分。有意思的是，正是因为这种“城市乡土性聚落”的人际特点，才会有我们“返乡”遇到的非议，对私人生活的过分关注和评价，或许是“乡土之弊”，可我们向乡村要“私人生活”，转头又批评城市缺乏“公共生活”，不是很矛盾吗？就像你一边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一边又觉得家乡的发展比不上西安，当我们的感觉被分裂为“个体生活”与“公共意识”两个对立起来的层面时，“返乡”必然被割裂成“身体”和“精神”两个层面。就算早已意识到“金字塔结构”给我们带来的“共难心理”，仍然对切实发生的“故乡的消逝”束手无策。从联排平房到单元楼再到电梯直通地下车库的点式高层，熟人越来越少，公共生活也越来越少，我想要维系的那个“城市乡土性聚落”和“缓慢城市化”毫无疑问迟早要被“快速城市化”吞噬，当这座城市人们都退缩回“个人生活”而不再对公共领域发生兴趣时，城市和乡村的边界就越来越明显，前者迟早将后者啃噬得骨头也不剩。身处“城乡结合部”，我或许正在见证这个过程。就像我七年前调研的三个“城中村”早已在“上楼运动”中变成普通的居民小区，并终将变成陌生人社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这可能就是身在城市的我，最深刻也最苍白的“乡愁”。你在小镇，我在城乡结合部，小镇和城乡结合部各有各的问题，你和我却有共通的问题：回到故乡的我们能否摆脱被嘲笑的荒诞？能否挣脱“金字塔结构”的桎梏？能否真正怀有“返乡”的自信？除了个体生活，能否在公共层面认同和建设“故乡”？倘若我们既不把“故乡”当成“欠发达地区”，也不把“故乡”变成“生活中的小确幸”，或许应该对它抱有这样的认识：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莫言《红高粱》）还有什么比这更深情吗？“爱故乡”正是在这样的“悖论”中展开，放弃幻想并非与怀抱理想对立，“反抗”或者“闯一闯”的关键也可能并不在where，而是what或者how？因此，要不要来西安，或许并不是最关键的，为什么“返乡”才是。王昱娟2017年1月14日
都去城里吧！我自个回农村…… 读了那封信，有点意思！不愧为一个读博士学位的，嚼字真是有味儿，要谈到是不是读书回家，就要从是否学有所用说起。讲到西安的发展模式，“缓慢城市化”与“缓慢的城市化”。一字之差，可以确定去留。是谁确定的大政方针呢？原来是博士他自己。
文中说【然而更糟的是我抛出的那两个当初看起来无比新鲜美丽的词汇，现在看来却有点尴尬，一个词是“缓慢城市化”，另一个是“城市乡土性聚落”。这个“缓慢城市化”不是“缓慢的城市化”】这就难怪西安的家了。怎知西安不是“缓慢的城市化”呢？也许是加快的城市化哟！
至于是不是读大学，必须到哪里去工作。在我看来，是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如果那里不需要，或者自己没有能力让它需要。就不要浪费材料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国际贸易，人家不卖给我国汽油，我国想开发石油矿藏，黄冈蒙古族人李四光，他的学说，地质构造体系，提出我国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如果按进口，存在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心思，玉门、大庆石油愿意保存地下，暂不开发。则李四光的学问就浪费了。就不如留在英国。但是留在英国，当初孙中山告诉，在日本读硕士的李四光 “努力向学，蔚为国用。”也就浪费了。
好比说中国原子弹之父。其一，钱三强，1946年至1947年间在法国进修镭学，有毕业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他与夫人何泽慧合作发现在中子打击下铀核的三分裂的现象。此后河泽慧又第一个发现了四分裂现象，这是继钱三强的老师，【约里奥-居里夫妇，研究用α粒子，轰击镭，产生轻质的新元素，--人工放射性同位素。又用α粒子，轰击轻质同位素--铝-27，产生一个中子而形成磷-30，这时磷-30，继续射出一个正电子的放射性。】之后的核分裂的发现。1946年春，终于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这一发现不仅反映了铀核特点，而且使人类能进一步探讨核裂变的普遍性。他的导师约里奥骄傲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实验室的第一个重要的工作。”如果我国不要核裂变技术，难不成还回绍兴老家做红芋萝卜的裂变研究么？
中国原子弹之父，其一，钱学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美国一个海军，次长金布尔道：“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回到中国！” 如果不是苏、美原子弹用来威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安全，哪里需要钱学森呢？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中国方面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条件，放行钱学森回国。如果全世界已经和平共处，中国也就不需要耗资巨大，去研究两弹和卫星。则钱学森，只有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不需回家了。
再讲三钱之一，钱伟长。钱伟长，庚子赔款，美国退回浮溢部分本利，做公款留学金。钱伟长公费留学英国，后又派遣留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博士学位。他的一篇论文，已经让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大受震动，并迅速成为国际物理学的明星。1942年至1946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与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一起，在T．冯·卡门（von Kármán）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受到冯·卡门学术思想的影响，成为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大师。可是，他成为右派被打倒了，文革又受到冲击迫害。直到1979年，六十八岁了，才摘帽子。他的稀土元素等的光谱分析和X光衍射，研究圆薄板大挠度的摄动解和奇异摄动解、润滑理论、压延加工、连续梁、扭转问题、建筑史、扁壳跳跃和方板大挠度问题；没有说利用在什么事业上，只有晚年编著了《应用数学和力学》被收藏。钱伟长的一生，说明不了别的，只说明国家要把他变成右派做牺牲品。不管是大邱庄、小岗村、华西村等后起之秀，也不管是中等城市的城中村，只要不适合大学生所学，就有入天之才，奈何不用，如回去，只是浪费人才。
就拿宿松来讲，而且还不是市内的城中村的地方，仅讲一个开发区，那里大学生，家中为完成承包土地上交任务，无数年来，历尽艰辛，自费念书，求学不易。一日征地补偿，就说大学生不给，连父母的承包地，征收就当没收。只按户口分征地款。家乡丝毫也不管国家《物权法》关于承包地征收补偿政策。县镇级有意支持村组错误，变着法儿克扣补偿。放言“让槽里无食猪啃猪”。换言之，把一方百姓当畜生。还有什么人格探讨的。嫉妒遗传是可怕的遗传，怨恨翻新是最顽固的愚蠢。嫌人穷，恨人富，继续流行，以多数的愚顽，挑战少数的佼佼者，是扼杀一方崛起希望的根源。为了侵占大学生家庭的征地应得利益，在那里广泛传讼嫉妒的动员令：“宁可犁前出黄牯，不叫犁边出知府”。从钱财上考虑，是不值一提的，甚至可以让大学生家情愿出资也有可能。而那种“不叫犁边出知府”为目的的，侵占大学生家庭的利益，是断其归路，与重男轻女，遗弃女婴的父母没有两样，同样是愚顽不堪的。所以学成，倒不如做了他乡之石可以攻玉，向别处去发展。家乡像那样的对待大学生，是结仇的。而大学生就应该离开得远远的。那样的家乡就没有可留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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