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国民素质重在道德引导和法治规范
从事新闻行业，使我有机会访问许多国家，中国崛起、中国贡献和中国文化的激荡，让世界更加绚烂多姿，让全球华人倍感荣耀。但是，快速发展与成长也有烦恼，比如近几年出境游出现井喷，去年增至1.22亿人次，蝉联世界冠军。但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游客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屡屡见诸报端。2014年，习近平主席出访马尔代夫时也叮嘱道：“要教育我们的公民到海外旅游讲文明。矿泉水瓶子不要乱扔，不要去破坏人家的珊瑚礁”。 近年来，我们国家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卓有成效，遭人诟病的不文明行为显著减少，但我们仍要看到，世界是以传统礼仪之邦、现代文明大国的标准和尺度来看待中国、要求中国游客的，我们的国民素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首先，提高国民素质要强化教育体系和道德规范的力量。文明理念的确立和文明行为的养成，是社会高度文明与为政者通达天下相契合的体现。当前，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已确定为“十三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之一。然而，公民素质教育贯穿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缺少总体推进的战略与方法。为更好贯彻这一国家意志，建议成立国家级国民素质教育提升机构，该机构具有权威性、系统性和长期性，负责打造与完善国民素质教育体系，量身订制素质教育的覆盖面和重点方向，将素质教育内容列入中小学课本，负责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的协调配合，促进舆论宣导工作，并定期对整体文明程度和教育效果作出评估。 强化社会道德约束力还需恩威并重，“威骇”作用也不能忽视。以前，控烟有三难：劝阻难、执法难、罚款难。《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后，餐厅、影院、酒店里宣传警示和举报电话随处可见，违反者个人将被处以高额罚款。这样的警示牌令人印象深刻，使劝阻者有了底气，举报者有了目标，执法者有了依据，使首善之区的文明形象得以彰显。 其次，文明法规要成为社会文明的引领者。俗话说，狠制度是被坏行为逼出来的。用法规治理文明痼疾的狠劲儿，可以有效地引领文明的进步。比如国家旅游局制定的旅游“黑名单”制度实施后，为旅游的不文明行为画出一条红线，约束作用明显强化。去年的一项专业调查指出，我国公民海外旅游的不文明行为正在大幅减少。酒驾是文明痼疾，治理多年，效果不彰。自2011年“醉驾入刑”正式实施后，虽然只增加了“入刑”二字，但效果立竿见影，酒驾醉驾得到有效遏制，公民自觉遵守法律、抵制酒驾醉驾的文明意识得到较大提升。 第三，文明立法还需要深达骨髓的细致、严谨和渗透。文明是由细节构成的。人们很难想到，在德国，钓鱼也有详细的法律规定，钓鱼者需要考取钓鱼证并携带在身，每次垂钓只能用一根鱼竿，还要携带一把尺子，钓到的鱼如果小于一定尺寸必须放生。 还有餐桌浪费问题，也许人们觉得自己掏钱买的食物，自己有权随意处置，但在德国这是违法行为，有钱也不能任性。曾有中国游客在德国餐厅用餐，因剩余过多，被举报并遭受罚款。理由是：钱是你自己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有数据表明，中国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建议我们的文明法规进一步深入拓展，覆盖到餐桌浪费、垃圾分类这些难以管理的领域。 公民文明素质的提高是一项浩大的心灵工程，更是一项浩大的法治工程，我们不妨在道德引导的同时尽力做到依法治人，使公民由对文明法条的被迫遵从逐渐转化到将其内化为道德准则，从而无愧于我们的大国形象。
公民文明素质的提高是一项浩大的心灵工程，更是一项浩大的法治工程，我们不妨在道德引导的同时尽力做到依法治人，使公民由对文明法条的被迫遵从逐渐转化到将其内化为道德准则，从而无愧于我们的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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