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秧
1962年，在中央作出检讨后，“桃园经验”的具体政策：“三自一包”，就在农村普遍实行。我的姑爷家住在离我家近40里的山区，叫“文兴场”的地方。由于是山区，气温比我家平坝要低；按时令看，可能要晚一个节气。为了利用政策松泛的大好时机，更为了赶上季节，姑爷和父亲商量：在我家附近育红薯秧，再运到姑爷家栽种。在清明节前几天，父亲买来了红薯，就在我家对面的公共厕所下面，我家早已开辟的土地上，我学着别人的样子，将红薯一排排种下。父亲下班看了，说：“不错，就是这个样。”为了防止别人偷红薯，我经常在附近看守。但是，还是有红薯被饥饿的孩子偷了几个。
20多天后，红薯基本都出苗了。看着绿油油的苗子，我好高兴。父亲告诉我，不要大量淋粪，否则，会烧死苗子。在一个多月后红薯苗已经有近一尺高了。一天，父亲和我就开始割苗子。苗子整整装满一背篼；大楷有40斤。父亲叫我给姑爷送去。在父亲特意给我多打了2两饭我吃了后，我背着红薯秧，上路了。
开始的路基本还算平坦，我大楷要走6,7里路，才歇一会；过了滩子口后面的“贞洁牌坊”，几乎全是上坡路，我走2,3里路，就有歇一会。背篼的蔑条，在屁股上磨破了皮，我感觉有些疼。于是，我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背上，感觉好了些。背篼的竹子编的带子，深深地压在我没有多少肌肉的肩膀，形成红色的印痕。我踹着粗气，以几乎90度弯着腰，手脚并用，往名叫“流水沟”的陡路上爬；汗水大颗大颗往离我眼睛不到一尺的石板路滴。我想歇一会，但路边没有可以歇脚的地方。我只好咬紧牙关，以生命的最后意志，终于爬到了陡坡一处平地。当我脱掉背篼，红薯秧洒了些出来；我仰躺在地上，路边的杂草，杉树叶刺得我又坐起来······。
一个衣衫褴褛，头上缠着白布的人路过（显然是山里人打扮），问我：“小兄弟，你从哪里来？”当他得知我是从水土镇来的时候，叹了口气，走了。
当我摇摇晃晃把红薯秧送到姑爷家时，大姑看见我肩膀上深深的血印，和屁股上磨破的皮肤，大姑流泪了。
当年，由于姑爷家红薯比人家栽得早，获得了好收成。
然而，后来的“四清”运动，因为姑爷家是开荒种了一部分地，是“资本主义”，要“退赔”；结果姑爷家在生产队分配口粮时，被扣除了部分粮食。
记得在栽这些红薯秧时，我的脚打了“粪毒”（蛔虫感染），奇痒；抓破的皮肤流脓水······。
记得在姑爷家吃的是：用嫩包谷（带芯）和嫩包谷杆，参点麦子一道磨成而煮的羹羹。
哦！红薯秧······。
人们以最原始的劳动，向自然界索取食物，却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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