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建工程兵到水电武警
——怀念鼎盛时期的基建工程兵2019年9月下旬，北京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笔者参加完宿松老乡聚会，漫步在海淀中关村南大街，一幢熟悉的粉红色调大楼映入眼帘。本人瞬间眼睛一亮，这不就是原基建工程兵总部机关大楼么？整整三十八年，大楼外墙面除了除了有些褪色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门楼和院内格局保持如初，只是大楼上下大院内外冷清异常，完全没有一丝当年车水马龙之景象。笔者在此足足徘徊了十来分钟，睹物思人，物是人非，刹那生出一股莫名的凄凉之感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国务院中央军委一纸文件，原水电部十四工程局改编为基建工程兵第63支队，本人从工人摇身一变为解放军战士。1981年6月，提干不久的我担任第626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因为几篇新闻报道上过《基建工程兵》报头版头条并在《解放军报》露过脸，引起了报社领导注意，点名让支队政治部选送到报社培训一年。报到那天，坐着报社专门接站的上海牌轿车驶入这座门楼——白石桥路42号，也就是如今的中关村南大街28号这座大院，开始了难忘的学习之旅。
1981年的基建工程兵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经过15年的不断扩编，全兵种拥有北京、交通、黄金、水电、煤炭、水文、冶金、二机等10个军级建制的指挥部。每个指挥部辖3-4个师级建制的支队，（本人服役的第63支队隶属水电指挥部，当时驻江西吉安老区建设万安水电站）遍布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总员额达49.6万人，号称50万建设大军，建成了数不清的规模大、要求高的硬骨头工程，如北京地铁一号线、引滦入津龙头工程潘家口水库、青藏公路改造和新建天山公路、辽阳石化、山西古交煤矿、内蒙的元宝山霍林河等大型火电厂。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型项目的竣工，为国民经济积累了丰厚的家底，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全面体现了当年周总理制定的“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的十二字建军方针。
白石桥路42号，作为全兵种的首脑中枢，与军队其他大单位机关一样，庄严里透着磅礴大气。进入这幢L型办公大楼，穿梭出入的军官表情严肃但洋溢着勃勃生气。那时尚未恢复军衔制，上至兵团级首长，下到刚提拔的排级干部，统一穿着四个口袋的草绿色军服，除了从外表和年龄模糊判断，难以分清谁是高级首长，谁是普通军干。机关干部分布呈现橄榄结构，师团居多，营以下和军以上较少。当年的兵种主任（司令员）为李人林，副主任（副政委）有黎原、朱光、张孔修、王森、杨杰等七八位，他们大多是开国少将。五楼办公的基建工程兵报社隶属政治部，正师级建制，社长兼总编李振华。下辖三科一室，即编辑一科、编辑二科、通联科和总编室。一科侧重工程和训练，二科侧重政工，我被分配在二科学习。说是学习，其实就是借调一个人手。科长李维民，政务活动较多，加之当时被抽调编写战史，办公室待得少，副科长贺捷生（贺龙元帅长女），身体不好，看似弱不禁风，很少坐班。即使身体允许，基于其特殊身份，也会被上级或者上上级拉夫参加高层活动了，一年中就照过几面。日常工作由另外一位副科长顾仁君主持。这位顾科长人如其名，标准的正人君子形象，说话轻言细语，办事干净利落，思维逻辑敏捷，善撰思想评论。据邻桌一位编辑透露，让我来报社学习便是顾科长的建议。说实话，我当时二十多岁，虽在基层部队摸爬滚打了几个年头，但到了大机关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顾科长对本人从工作到生活关爱有加。虽然我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也有一定的新闻实践，但从作者到编者的角色转换有点茫然。顾科长从编辑流程到版面的规划设计，从报道的选题到来稿甄选修改，不厌其烦给予详细指导。编辑部内部科长负责审查小样，社长审查大样，他对我编辑的小样虽然枪毙了不少，但对有价值的稿件从不轻言放弃。有的稿件虽然只是改动几个字，或者加了几句话，却有画龙点睛之效。本人在顾科长身边不到一年时间，既学习了报纸编辑的基本流程，也提高了编辑和写作水平，不过更主要的是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基建工程兵的兴旺，报社比任何一个部门感受深切。凡是重大活动或重点报道，顾科长尽量让我深度参与，比如潘家口水库竣工，天山公路通车，都让我代表报社配合新华社记者实地采访。为了让我这个出生在农村当兵在山沟里的土包子开开眼界，安排了很多老编辑不太乐意的“公差”，比如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有最高领导人参加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邓力群辅导《决议》的报告会，甚至到八宝山参加了几次兵种老干部的追悼会……
彼时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包括兵种机关一般干部并不知道，基于军队消肿的总体要求，最高决策层正在酝酿整体撤销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两个兵种。1982年春节前，为了稳定军心，让部队安心过好春节，兵种领导封锁了这一消息。 本人春节回老家休假归队后，各种小道消息甚嚣尘上，几乎所有人都处在忐忑不安的状态。直到1982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发了《关于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决定》，基建工程兵这个成立于1966年，在解放军系列中最年轻的兵种终于画上了句号，完成了历史使命。随着撤销工作的全面展开，在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中，笔者提前结束了报社的学习，回到了同样徘徊在撤与保十字路口的63支队，作好了脱装转业的思想准备。本人尽管提干不到两年，“军官瘾”没过足，但裁军潮流无人可挡，许多高级首长都无可奈何，何况咱区区一小干事！
然而，经历了两三年的动荡之后，本人所在的水电部队竟然峰回路转，奇迹般得以保留，整体移交给新组建的武警部队。将水电部队隶属于武警，主要归功于基建工程兵水电指挥部主任贺毅和当时还兼任水电指挥部第一政委的电力部长李鹏。贺毅出身将门，其父贺晋年与叔父贺吉祥均为新中国第一批授衔的将军，他本人与李鹏、邹家华等一同留学于莫斯科动力学院。他一直认为，用部队形式进行水电工程建设，队伍更新快、拖累少、能吃苦。中国未开发的水力资源全部集中在西南艰苦地区，保留水电部队符合中国国情。为此，他四处游说，极力说服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决策者，并组团赴美重点考察了美国陆军水电师团，向中央领导写出了详尽的报告，为保留水电部队提供了中西结合的论据。也许天赐机遇，当时国务院决定西藏自治区羊卓雍湖水电站上马，地方水电工程队伍无人问津，这时水电部队挺身而出，承担了这一重大援藏项目。部队这种奉献精神感动了决策者，随即就撤与保问题派出新华社总社两位资深记者来部队考察。指挥部领导深知这两位“钦差大臣”的分量，所到之处，贺主任亲自陪同。不久，记者写出了一份与贺主任观点相同的专题内参，以令人信服的观点、论据说服了持不同意见者尤其是军方决策者。此时，李鹏已经升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进一步增加了保留水电部队的可能性。当时，武装警察部队正在筹建，于是国务院中央军委以73号文件发布命令，自一九八五年元月一日起，将原基建工程兵水电部队移交武警部队管理，成立武警水电指挥部，原来的支队改为总队，团改为支队。文件要求做到三变三不变：建制变，为人民服务宗旨不变；服装变，武装力量性质不变；番号变，从事水电建设任务不变。按照这个命令，我们63支队改为武警水电二总队。后来，我一直在总队政治部任新闻干事，主编总队内部报纸《万安水电站》，直到一九八八年底转业回家乡安徽宿松。（原创于2019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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