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工——《远行》续集
自我千里迢迢来到姐姐在九姑医院上班，居住的地方，因为姐夫也在早些时候从动乱的重庆来到九姑，所以我没有睡觉的地方；姐姐就以熟人关系，叫我借宿在一个孙姓朋友家中，与其比我稍小儿子孙全富同睡一张床。几天后，姐姐就安排我到迁移不久的千岭轧花厂作小工；每天一元钱。因为轧花厂还有不少基建工程，我被当时的宿松县建筑公司的孙师傅安排去筛沙子。
原先已经有两个中年妇女在筛沙子，但满足不了需要。我来之后，凭着年轻力壮，且因不偷懒，我一个人筛的沙子，就足够施工需要。不到一个月，孙师傅就辞退了那两个妇女，由我一个人负责筛沙。
因为劳动强度比较大，我每餐至少要吃半斤米饭，一毛钱的菜；按此算来，加上有时食堂卖肉食，每月30元的工资，就所剩无几了。
孙师傅知道这些情况，在第二月，他主动提出：“小江做事肯干，老实；我们不能亏待老实人；他的工资要增加到1·2元”。如此，我的工资基本上与那些正式建筑工没有什么区别了。
那时，因为盛行个人崇拜，人们都要履行所谓“早请示；晚汇报”；高唱“忠字”歌（不跳“忠字舞”）。傍晚，在履行完这些仪式后，建筑公司那些工人有的就下象棋。我也会两下，因此不免也就在傍边指指点点。有人就叫我与他人对弈；居然，我竟胜多负少。
轧花厂管理员吴云才喜欢下军棋；在一个下雨天，我与他对弈。其实我们二人棋艺基本相同。一次，我将“炸弹”放在“地雷”位置，“炸死”了他的“司令”，他不善言笑的脸上露出赞许的微笑。
因为粮食需要个人向食堂缴纳，所以我根据姐姐的安排，到乡下姐夫的同事家去购买；每斤米二毛五。姐夫的同事赵东计还在重庆，没有回宿松。在第二次到赵东计家时，姐姐没有同往；他的妻子委托我给赵师傅写封信。他的妻子除了诉说其家中的一些情况，变故外，言语中透露出对丈夫的思念。我据其口述书写；对其思念之情，以质朴，真切的词语表达。
当我将已经写好的信，念给这位少妇听后，她脸上泛起红晕，连声说“好！谢谢兄弟！”
在接近年关时，建筑公司基本停工了；我也准备回重庆老家了。除了购买车，船票，我已经所剩无几。姐姐除了给家里买些鱼肉外，另外还给了我几十元。
我背着20多斤的年货，启程了。经过来时的路，7天的旅程（轮船到重庆是上水航行），我终于回家了；而时局比来安徽时，稳定多了。当全家人看见姐姐买的那些雪白的猪油，猪肉，从未见过的白鱼，个个喜笑颜开。父母知道姐姐的情谊后，父母那昏花的眼睛流露出幸福的泪水；父亲感叹道：“秀最孝道哟！”
家中父亲养了一只猪；猪菜除了开荒种的菜，有时还到附近菜蔬社由弟弟去弄些。我在漂泊几年后（文革大串联）才正式回到家；那些种菜，养猪的事，基本上就归我了。
此前，因为我和哥哥都基本在外，随文革的浪潮漂泊，减轻了家庭负担，所以，家庭的日子并不艰难。而到了99年10月，“九大”召开，文革耽误的大量小学，初，高中生，面临“到广阔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99年10月12日，我们家三兄弟：大哥，二哥我，三弟，就被下放在小说《红岩》中的游击队驻地：华容山脚下的农村生产队。如此算来，我家就有四个孩子被下放（姐姐在63年下放）。从此开始了我的另一段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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