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岁的吴大勇是局里的一名科室副职领导，这个年龄在中央还算是个年轻干部，可在基层就是老干部了。要是在3年前，组织上就该让他退居二线了，可是现在政策好像变了，只要你本人不提出来，就还可以继续占着这个位子，接着干。 吴大勇单位的年轻人多，活力强，劲头也足，所以，如今单位上也就没有多少工作上的事让他来做。可是，他又是一个天生喜欢做事的命，总是千方百计地想着找点事来做一做。其实，他是害怕闲下来被人忘记的那种失落感。 去年夏初，局里给他所在的科室分配了2名负责扶贫帮扶工作的名额，名单公布后，除了科里的一把手，吴大勇也榜上有名，让他高兴得整休未睡。心想：我一定要把这件工作做好，让同事们瞧瞧，这个老家伙还是有一点用的。 名单公布后的第二天，吴大勇就和其他科室的20名同事，在局里的统一组织下，乘着一辆 “中巴” 车去往扶贫点大王村，说这次是要上门与帮扶对象结对联系。 初到大王村，县局在这个村的挂职 “第一书记” 简单地介绍了每个帮扶对象的基本情况。吴大勇需要联系帮扶的对象是小王庄的张二宝。 扶贫手册上显示，张二保是一家三口人，夫妻二人，还有一个刚满18岁、初中毕业的儿子。这户人家列为贫困户的帮扶原因是张二保因病返贫。吴大勇心想：这个贫困户3年脱贫应该没有问题。暗自庆幸自己摊上了一个好对象。 “第一书记” 介绍完后，吴大勇就在联系点村干部的引领下去了小王村，那知张二保是铁将军把门，没人。村干部打了一通的电话，才来了一位老人。老人连忙把门锁打开后说她是张二保的娘。他就问：二保一家去哪了？老人说都在外地打工。 吴大勇走进张二保家，三间砖瓦房，堂前地上是大大小小装着咸菜的菜坛子；西边厨房内堆满了柴草，锅也上了铁锈；东边卧室里的床柜也是布满灰尘，一看就是一个很长时间没人住过的房子。村干说张二宝一家常年在外打工，除了过年有时一家人回来一趟，平时基本上都不回来。 吴大勇又到屋外转了转，屋后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张二保的母亲说是她在家帮着种的。吴大勇便问二宝家还有地吗？她说还有7亩地，都租个别人种了。吴大勇心想：张二保家这样的条件只要在家好好干，小康的水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非要出去打工呢？真的有些不解。 按照要求，初次上门要和帮扶对建立联系，可是，现在张二保一家在外，人也见不着，吴大勇只好根据村干提供的号码和张二保电话联系。 吴大勇是个外地人，也不知是他的普通话说的不太标准，还是对方张二保的普通话说得的不够标准，俩人通话那才真叫个费劲，不亚于普金、特朗普两国总统的对话，村干部只好在一边做着翻译。 通过电话，他初步了解了张二保一家的情况；原来，张二保得了一种叫 “灰甲炎” 病，吴大勇还在 “百度” 搜了一下，也叫 “银屑病”，是一种皮肤病。张二保说这病很难治，每年都要省级医院住上2次院，注入一种特效的药，国内产的药还不行，非要美国进口的，就是有点贵，每住一次院医疗费都要1万多。后来，一个得同样病的朋友说在福建那边的医院治疗很便宜，就一家人都去了福建。他一边找点零工，一边治疗；家属就在一家附近的服装厂上班；儿子就在一家理发店当学徒。 吴大勇想他这一家的安排倒还不错，就问张二保对扶贫帮扶有什么要求。二保说家里的房子旧了，想盖个新的；自己的医疗报销想能给多报一点，其他的也没什么要求。 吴大勇就问同来的村干部，张二保这要求高不。村干部说：村里正在统一盖的移民安置房，已经安排了他家，只要交2万块钱就行了；他的病村里已经按大病的报销正在向上报。老郝一听后说：那我这个扶贫对象脱贫也没什么问题呀。村干部说：笑了笑说：按说明年脱贫是没问题。 随后的几个月，吴大勇又在局里的统一安排下去了1次，同事们一个个下去找 “对象” 去了，他也只能在村部里与张二保通一次电话，联系点的村干部还得一边做着翻译。 回到单位，吴大勇想：什么也不需要他帮，连个帮扶对象的面都见不着，就是县委书记、县长，一年也能见到几次面吧！他这是扶的那门子贫呀！于是，他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不想干了。可是，扶贫是件大事；是一项政治任务，他不想干那就是违反政治纪律呀！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吴大勇2次下乡后发现，局里去的同事都是各科室的 “一把手”，只有他是个快要到退居二线年龄的副职，不如辞掉这个副科长的职务，或许局里就不会让一个没有职务的人同各科室的 “一把手” 一起去扶贫了。 今年年初，吴大勇真的打了报告，辞去了这个干了十几年的副科长职务。局里马上就批了，还立即就提了一位年轻的副科长。他还被同事称之为高风亮节 的好同志。不过，随后再去大王乡扶贫的队伍中就真的没有了他。他有点窃喜。 一晃到了今年的7月初，县里也不知从哪里一下冒出那么多贫困户？局里的全体职员，不论男女，不论职务，都成了扶贫工作的联系人。这次帮扶是时间紧，任务重，每个人不是联系一户贫困户，而是3户。闲了半年的他也不例外，他的帮扶点是湖大乡湖边村湖岸组的3户人家。 名单公布的第2天，局里就租了一辆 “大巴”，几个科室的50多名帮扶联系人一起去了大湖乡。吴大勇上了车后，扫了一眼，车上的人都是普通的办事员，只有领队的是一个科室的 “二把手”。他想：这一车的人都没有扶贫工作的经验，只有他有过前期扶贫的经验，这次一定好好干，干出点名堂来，让同事们瞧一瞧，知道 “生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呀！ 在车上，领队的领导宣布了这次下来扶贫的任务、纪律和要求，最后还不无幽默地说：根据上级规定，每个联系人在扶贫期间，每人每年上门不得少于6次，这可不比你们去岳父、岳母家，一年只跑3节噢！弄得一车人哄堂大笑。 来到湖边村，照例是由村书记介绍每个扶贫对象的基本情况，随后，便是每个人在村里联系干部的陪同下，去往各家各户。 吴大勇和2名同事坐着村里联系干部的老田的一辆三轮电动车去了村里最边远的湖岸组。在村干部的引领下，逐户登门造访，建立了联系，相相互交换了电话号码。他的笔记本里一一记下了帮扶的3户贫困户基本情况。 第一户是张大妹，74岁，只有3个女，都在县城里住。她老伴去世时临终遗言：叫她哪里都不要去，死都要死在这老屋子里。她就真的那里都不去，成了村里的低保户。结果，去年一场大雨把老屋下倒了，政府给了她2万块钱，盖了3间平房。张大妹还算勤劳，种着1亩旱地，养了1头猪、30只鸡，2亩水田租给了别人。返贫的原因是身体不好，每年还有2700元的低保， 840元养老保险。村干部说：今年她家产业扶贫补助还有1900元，这一户明年脱贫没有问题。 第二户是桂红平、刘翠花两口子，俩人都是70多岁，无儿无女，是个五保户，家有3间房屋，几亩水旱地；养了几只鸡，屋后的菜园种的还不错；有低保、养老保险，年终的产业扶贫补助还有1100元。返贫的原因是刘翠花有脑血栓病，常年吃药，不过也有医疗保险。 第三户是傅百启，他现年63岁，一生未婚，孤寡一人，只有抱养的一个养女，已嫁到外省，是个五保贫困户。村里人都叫他 “扶不起”，因为， 2年前村里就将他安排到乡敬老院去了，吃穿不愁，可他嫌敬老院内没有酒喝，又跑回湖边的老屋来住，结果，去年一场大雨把他的老屋下倒了。村里只好花了2万块钱，在老屋的前面给他盖了2间 “夏天热的要死，冬天冻的要死” 的铁皮屋。他一时也管不了这些，只要有酒喝，其他都可以放下，一日三餐酒，从早喝到晚，整天醉晕晕的，就没有人见他醒过。村里无奈，给他定的贫困户的理由是因病返贫，每年可得转移支付资金3600元，另外还有900元的养老保险；1900元产业扶贫补助。 中秋前，吴大勇又在科室的统一组织下去了一次湖岸组，向每个扶贫户进一步宣传了政府的扶贫政策，并询问他们还有何困难需要他帮助解决。其他两户都没说什么，只是傅百启说家里的自来水用的不方便。 吴大勇查看后，原来是老屋里有自来水，前面的新屋没有自来水，只要买个不到10米长的水管和一个水笼头就能解决，不过，屋外最好挖一条浅沟，把要安装的水管埋在地里，防止冬天来时冻坏水管。 吴大勇本想帮傅百启把沟挖好，可是找遍屋前屋后，连把铁锹都没有，只好要求他自己抽个时间挖一下。并对同来的村干部说，让村里安排一个水电工帮助解决一下。傅百启和村干部老田都要说没问题。 中秋节的那一天，吴大勇在家接了一个电话，是他的帮扶对象桂红平打来的，质问吴大勇，说别人家过节都分到了油和米，为什么他家没有？吴大勇一时蒙了，心想：上次去的时候出没听说谁送了油和米呀？一番打听：原来是县爱心协会的人，搞了一批油和米，节前送给了湖边村的孤寡老人。估计桂红平不在之列，没有得到油和米。 一个月后，局里通知再次扶贫入户，说还要与贫困户实行 “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一天早晨，吴大勇早早地来到县局，准备做同事的便车一起去扶贫对象家中搞 “三同”。刚到办公室，他就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吴爹爹吗？然后电话就挂了。他一看是个陌生的电话，声音分明是个老人，还有点熟。 吴大勇心想：我有这么老吗？又赶忙回去电话。电话那头支支吾吾地说他是傅百启，是老吴的扶贫对象，上次村里发油米没给他就算了，现在在家晚上睡不着，冻的要死，要 “吴爹爹” 给送一床被子去。吴大勇从电话里都能听出他酒还没醒。最后，傅百启还一再强调，不是万不得已，也不会来麻烦他的。 扶贫户的要求就是最大的需要，吴大勇想来想去，只好又骑车回家，同爱人商议后，从孩子的床上抽出一床羽绒被。他又赶回县局，放在同事的后被箱内，一起去了湖边村。 来到湖边村，联系点的村干部早已经在村部里等候，然后，坐着同事的车一起去了湖岸组。先是陪着同事去了他的几户联系对象家。不过，这次来时，他发现和往常用来时有所不同，每到一户人家，都要有一些不熟悉面孔的老人跟着，估计是要打听他们今天来又要送什么。 吴大勇这次长了个心眼，先去了村东头的张大妹家，再去村中间的桂红平家，最后才去了傅百启。说是来 “三同”，那是笑话，同住，这3户人家都只有一张床，怎么住？同劳动，现在是冬闲，也没活给他干呀！同吃，又能在谁家吃，他还怕吃不好引起矛盾。 吴大勇先后去了张大妹和桂红平家，桂红平不在家，只有他爱人在家。他一面向他们解释上次爱心协会送米、送油的事；一面告诉他们今年的产业扶贫补助已经打到各家的卡上了。俩人都表示理解，感谢政府关怀。 在去傅百启的路上，吴大勇让同事把车开进离他家不远的一片树林里，见没有人跟着，赶忙从车箱内抱出一床羽绒被，就像电影《地雷战》中汉奸偷地雷似的，与同事还有村干部一起，小跑着去了傅家。 傅百启家大门开着，不见他的人影，左喊右喊，也没个回音。吴大勇只好顺着满屋的酒味走进他的卧室，准备把带来的被子放到床上，那知，傅百启还躺在一堆的棉被下睡大觉。 吴大勇将醉晕晕的傅百启从床上扶起，俩人坐在床边。吴大勇一面责怪他不该这一早就喝成这个样子；一面说他要的被子带来了。傅百启好一会才算清醒，说他又换了电话号码了，也提起了上次没有得到米和油的事。吴大勇只好给他慢慢解释。俩人的一举一动，竟被同事拍了照片传到了局里的扶贫微信群上了。 吴大勇又到屋外看了一下上次要村里帮忙解决的自来水的事是否解决了。还好，水管接通了，只是埋水管的沟没有挖，水管上压着几块砖块。 吴大勇见今天和扶贫户 “同吃” 也不现实了，就准备离开，这时，站在身后的傅百启对他说：自来水搞掉200块钱，要他帮助解决一下。他摸了摸口袋，本想把这钱付了，无奈今天真的没有带钱来。站在一旁的村干部连忙说以后村里来解决，吴大勇才算是解了围。 一路上，吴大勇和村干部谈着心，他说就像傅百启这样的情况，别说3年，就是30年也脱不了贫，除非把他接去家当爹爹一样养着，不行，下次过年的时候就带点酒来吧。村干部说：千万不要带酒来，要是把喝死了，问题就大了。 回到单位的第二天，同事们都说吴大勇那张入户扶贫的照片拍的不错，他也沾沾自喜地说：是呀，如果他是个省部级的领导，这张照片上《人民日报》都不成问题。同事说：瞧你美的。 又过了一天，吴大勇在办公室里又接到一个电话，这次是桂红平打来的。电话里问：你是老吴吧？他说：是呀！对方又说：上次的米和油没有他的，这次的被子又没他的，你扶个 “鸟” 贫啊！过几天，他要到县政府去告老吴去。 吴大勇还没回话，对方就挂了。看来桂红平是气急了，现在电话里也解释不清了。他很有点纳闷，上次去的时候和傅百启说的好好的，叫他不要和别人说送被子的事，估计又是酒喝多了说出去的。 扶贫对象现在要告联系人，肯定是吴大勇的扶贫工作没做好，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高度上升一点就是政治问题，是要党纪、政纪处分的。他想：党纪不可能，充其量给他一个政纪处分，无非就是免职，可是他现在也无职可免呀！早知道这样，年初就不该辞去那个副科长的帽子，真要给个处分，还能挡一下。 可是，现在说什么都迟了。 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要靠组织，吴大勇现在只能去找组织了。他找了单位的科长，首先承认自己的工作没做好，再就想请组织上给解决一下被子问题。领导听后，说值班室的柜子里有，去驮2床给他就是了。 吴大勇赶忙跑到值班室，见柜门还锁着，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立马将柜子撬开，将里面的3床被子全部抱到自己的办公室，害怕一会又被别人抢去了。 吴大勇将被子放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怎样送到扶贫户的手中又成了一件头痛的事。他没有车，只有一辆骑10公里就要充电的电瓶车，湖边村离县城有50多公里，又没有交通班车，现在公车又不能私用，只能等到春节了，春节前，单位上肯定还会有一次上扶贫户家送温暖的活动。 吴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天天盼着春节前下乡送温暖的那一天。心里却在想着：上级都说了 “扶贫不是发钱，脱贫不是养懒汉”。我这也算是扶贫？ （作者：许为民 文中图片均为配图，与实际文章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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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7-12-14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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