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八大王“合同大王”
亲述三次创业传奇
40多年创业路，几经周折，数次被中断，创业激情依旧。虽然创业中断都不是主动选择，还带着很多的无奈和辛酸，但这些挫折倒逼我的创业步伐走得更远更强劲。能一直走在创业潮头，我应该算是幸运儿，如今，我和我的家人仍奔跑在创业前线……
李方平，1955年出生。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创业，曾是“温州八大王”中的“合同大王”，现为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楚，1979年出生。李方平长子，留学加拿大，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第一次创业
我拿着地图，坐火车先去标红星的省会城市，然后就顺着火车站和铁路线，在沿途找工厂谈合作。
1970年代的李方平
我跟大多数上世纪50年代的人一样，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家庭。那个年代的社会还很艰苦，求学更不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小学五年级时，正遇上“文化大革命”。书没的念了，我们就只能帮着家里做农活。
我的父亲是地地道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相比之下母亲出身较好，上过学，家里开过中药铺，舅舅还是教书先生，她知道学问很重要。在母亲的坚持下，赶在1969年春季招生我念上了中学，虽然当时只学语文、数学两门课，但比起很多同龄人，能够多念两年书已经挺幸福。
到中学毕业，就开始做生意了，当然当时勉强能称为“生意”的，无非就是置换些自家做的米粉干、菜籽油或者是番薯干。那时候因为生活条件的窘迫，免不了常常感叹自己命苦。当时有个借住在家里的邻居，他那时候是柳市公社的供销员，跑些螺丝钉之类的配件业务。闲谈里，他提议我不如跟他出去走走。也是凑巧，之前正碰到一个算命先生跟我说，贵人就快来了。于是，我背着包就跟他一起到了上海。
1973年的上海，是全国各地供销员的“大本营”，旅馆的大通铺里天南地北的人都住在一起。听他们聊天也留意到这些工厂里需要的很多产品，柳市当地就有在做，价格也更便宜。于是，我记下了很多人工厂的地址，回柳市拿了些样品后就自己找过去开始谈订单，第一站是河南汲县（已于1988年10月改为卫辉市）。
这以后大概算是真正的“创业”。我拿着地图，坐火车先去标红星的省会城市，然后就顺着火车站和铁路线，在沿途找工厂谈合作，一个地方找完再坐车去下一个城市，这样就攒了一批客户。当时一年还有两次全国机电产品订货会，我们就背着自己做的产品目录去找客户。那时候，像按钮开关价格是2元钱一个，还必须全国统一。因为对产品质量足够有信心，我们就包运费、包装费，而且可以货到验收没问题再付款，因此销路很好，供不应求。
当时就已经体会到，不管哪一行，做好产品本身的质量是第一位。而因为订单签得多，除了我自己办的门市部以外，工艺社和电器厂也会把产品目录给我一起带出去推销，这也给后来的入狱埋下了隐患。
为了“赶时髦”，1979年李楚（长子）出生时，我学着七里港的法式建筑给自己还有两个弟弟，盖了三间4层高的楼房，因为就在104国道边上，所以恰好是进上金垟村的“门面房”。1981年还在上海买了第一辆轿车菲亚特，雇了司机一路开回乐清。这些也不巧正好成了之后最显眼的“罪证”。
当时，我们这些生意做得好的个体户，风头也很盛，也就是现在说的“八大王”（那时他在低压电器经销领域叱咤风云，走到哪里都带着合同，被誉为温州“八大王”之一的“合同大王”。——编者注）。赚得多当时查得也很严，所幸我们一直都是合法经营，加上县里一直“保”着，只要求调查谈话时要出席，而去外地时需要打报告。这样的状态维持了一年左右，那时候也没觉得怕，更从来没想过要“逃”，生意也是照做。
1986年的代订经济合同委托证明书
被逮捕的原因现在想来有些好笑，说是当时省“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的车从国道经过，看见我家新盖的四层楼，就下了结论：“如果不是投机倒把，哪里来的钱住这样的房子！”1982年冬天，我就这样以“投机倒把罪”被逮捕入狱。
第二次创业
有人指点我去赚外国人的钱，这句话提醒了我，于是我成为乐清第一批出国的人。
被浙商博物馆收藏的印章等。
那时候，最让我和家里人惊恐的是，听说通过投机倒把赚到1万以上就会被枪毙。而且当时除了我自己一个门市以外，有三家委托我代销的账目也算到了我的名下，甚至连我弟弟也被认为是我们擅自雇用的人员。战战兢兢在里面待了半年，直到最后“调查”结果出来，四家“公司”清算下来不合规的金额只有9500多元，当时想命算是保住了。1983年元旦，中央一号文件为我们这些合法做生意的人“平了反”，那年夏天，我交了4000元的罚款，然后得以出狱回家。
为什么正常的合法经营也会被抓？当时我百般思索，最后觉得可能因为乐清小，人怕出名猪怕壮，去了大城市就没问题。所以，之后我很快收拾东西就去了上海，在电子一条街的虬江路上租了个门店，挂靠在柳市供销公司重新开始做生意。
当时，国家规定商业产品允许顺价加价14%销售，我也恪守这个加价率继续做电器电缆生意。除了虬江路上的门店，我还在和平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作为办公室，这时候是真的开始大家说的温州人“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的生活，小客户就在门店谈，大客户则去饭店谈。
计划经济时代，紧俏品都是供不应求，生意规模也因此越来越大，又在陕西路上承包了当时挂靠在上海警备区后勤部的一个门店，包括弟弟、堂弟甚至娘舅都到上海来帮忙。那时候，我们已经能够自己开订货会，把全国各地的客商聚到上海，在和平饭店办订货派对，这是老外都觉得“这些中国人够新潮”的事情。
在上海前后算是风平浪静住了7年，其间也陆续把家人从乐清接到了上海，但孩子当时只能寄宿在老师家，偶尔周末接回来一家人吃顿饭，跟着我们在饭店打个地铺，星期一再回去上学。
就这样到了80年代末，又遇上了中央经济秩序整顿。尽管生意一直做得本分，但之前入狱的经历已经注定我们面对历史重演的可能，已经不像1981年“取保候审”时那么不知道害怕。那时候咨询不少人，这样挂靠经营到底合不合法，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但有人指点我最好是去赚外国人的钱，这句话提醒了我。为了方便“逃”，那时候花了100来万元，和两个弟弟办好了去泰国的手续。
事实上，也的确很巧，那一次又因为“房子”惹来了麻烦，我在和平饭店租的办公室也被调查组认为：“如果不搞资本主义，哪里来的钱住这样的房子！”被没收了护照，接着又调查了一段时间。最后，结论便是所有我在饭店的开销都必须自掏腰包，不得报销。即使我只是租来作为办公场所，也被认为是住房，补交完这笔钱后，案件就算结束，但再一次经历险些入狱的经历，的确让人心有余悸。
这之后，我和家人为了“逃”出去，成为乐清第一批出国的人，先去了泰国，后来孩子的妈妈考虑更好的环境，选择了去加拿大定居。其间生意基本上“停摆”，捎带着经营，主要是为了清理库存。
第三次创业
我把决定权交给李楚，他一个人留在美国和专家们一起泡在实验室。
如果不是温州人天生闲不住，也许就会一直留在加拿大过安逸的日子。
因为之前生意顺利，当时家里已经有几百万元的积蓄，用现在的话说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即使什么都不做，一家人过日子也完全不成问题。
那时候国内形势不明，在国外语言不通，也没有了做生意的念头，1991年到1996年之间，算是“半退休”的生活。只是自己时常会觉得，不到40岁就退休，总是太早了点，毕竟从小我接收到父母的观念，是“人活着，就该去劳动”。
1996年，李楚初中毕业跟着他妈妈去了加拿大。那一年，国内楼市开始触底反弹，我到杭州开始打算投资房地产，也就是后来庆春路上的嘉德广场。在山东也运作了一个住宅项目。尽管房地产收益可观，但在心里我自始至终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
实业兴邦，是我们这代人的一种执念。
除了房地产开发以外，那时候听说国内外有什么不错的项目，有兴趣的就会去做些投资，也被一些所谓的高科技项目忽悠过。
到2005年，挺凑巧的，“邻居”又一次成了我创业路上的贵人。这次则是加拿大的邻居告诉我关于“人工耳蜗”的消息——手握8项电子耳蜗专利的曾凡钢教授、美国HOUSE耳科研究院听力神经学中心主任傅前杰教授等一批旅美中国科学家，一直在寻觅来自中国的投资者。他们找过台湾、香港和内地的一些企业家，但因为这项目投资高、风险大、回报慢而遭受冷遇。
我虽然念书不多，但我想美国人能做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肯定也能做，更何况能够把一项中国还没有的技术引进来，应该是件好事。我把考察项目和是否介入的决定权交给了李楚，他一个人留在美国，和专家们一起泡在实验室。后来我们知道，当时掌握人工耳蜗技术的在美研究人员有30%是华人，但是，却没有华人做企业，2006年我们两父子拍板决定做人工耳蜗，在美国正式成立了诺尔康。
最初提出的目标，用3年时间3000万元，产品就可以做上市，但显然这个目标缺乏产业化和商业经验。2008年下半年，才做出了样机，但在芯片集成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到2009年初，这个项目已经花了1.5个亿，接近我心里设定的止损点，当时我也有了放弃的打算。
年轻时候我们创业，背后什么都没有，而到李楚这代人，已经有着足够多试错的资本，因此决定权我仍然交给他。也因为他的坚持，经过近200例临床试验，2011年8月19日，我们拿到了国家药监局的人工耳蜗器械证书。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诺尔康真正走进大众的视野，有了现在的许多佳话。
2009年12月23日，诺尔康首次为耳聋患者植入自主研发的产品。从2009年植入第一例人工耳蜗至今，已成功帮助全球8000多名听障人士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且这一数字每天都在增加。
1955年出生的我，现在已经60多岁。我这辈子的梦想是要做成三件事，让听不见的人听得见，让看不到的人看得见，让站不起来的人站起来。这也是我们父子共同的梦想。
诺尔康的创业是父子走近彼此的桥梁
跟着父亲创业的那些事
在李楚的记忆里，过去对父亲的印象带着些许陌生和遥远。诺尔康的创业，是他们父子走近彼此的桥梁……
父子的决定：只身一人留守美国跟研发
4岁，父亲已经只身去上海打拼；当自己跟母亲定居加拿大，因为生意父亲又频繁回国……两人很少在一起生活，李方平也几乎不会对儿子谈及自己过往的兴衰荣辱，包括外界始终关注的那场风波。在李楚的印象里也对父亲从事什么不甚了解，“2000年一次回国，我才知道原来他当时在做房地产”。
2003年，李楚从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信息管理学毕业，一回国就被父亲“发配”到了房地产公司下属的物管公司，从基层做起。“别人总觉得我是‘富二代’，但其实我是一直给他打工的。”李楚打趣地告诉记者，父亲则喜欢用“我还未富，哪来的富二代”这句话给出否定的答案。父亲对朋友、合伙人一向慷慨，但对自己却总是严厉得有些“不近人情”。
让李楚记忆最深的是，最初考察人工耳蜗准备回国的前夜，“他突然丢给我一个选择题，要做，我一个人留在美国继续跟，不留就直接放弃这个项目”。父亲这个看似“临时”的决定，让李楚跟着专家守在加州的研发中心，一待就是两年。
父子的传承：是商业基因，更有创业精神
谈起美国那两年技术攻关的艰辛和资金压力，李楚已很好地继承了李方平面对困难时的淡然。最终，初期3000万3年产品上市的计划，一直追加到1.9亿，诺尔康才得以成功问世，这一过程的阵痛是不言而喻的。李楚坦言多亏了父亲沉默却有力的支持。“当时面对资金压力最难的其实是父亲，我们每天烧芯片就跟烧钱一样，他总会想到办法说服股东投资，只要我认为值得继续做下去。”
记得在投资额追加到1.5亿元时，李方平透露止损意愿。“不能止损，不能停止……”作为项目负责人李楚的反对声在越洋电话里铿锵有力，李方平至今还记忆犹新。
而对李方平来说，李楚其实不是接班人，而是共同创业的“合伙人”。前30年的创业，李方平独自负重前行。诺尔康的再创业，是李楚和他一起成长。在这位传奇温商的一言一行里，很少直接表达对儿子的赞美，但却有藏不住的关爱和骄傲，只要有关于李楚的报道，李方平总会第一时间把链接转发到朋友圈；有请他代表诺尔康的活动邀约，李方平也总是觉得儿子比自己更合适。
父子的约定：不能让原始股东亏损离开
“别人相信你，愿意投资你，能帮忙的我们尽量帮。”在李方平的价值观里，个人财富的增加早已不是一个选项，实业兴邦、社会责任是更重要的方向。
“他常常是酒杯一碰，股份就分出去了。”李楚笑着说，这看起来很“任性”，但实际上是意味着把更大的责任扛在了身上。父子俩在创业之初就已约定好，假如诺尔康的事业最终失败，绝不会让个人原始股东亏损离开。
在我们采访李氏父子的那几天，他们正忙着为赴港上市挑选合适的中介机构。如今诺尔康的股东总计78人，近两年“慕名”找过来想要投资参股的人更是越来越多。诺尔康的股东名单中可谓明星云集，包括美国高盛、启明投资、凯鹏华盈等国内外知名风投机构，在一份对杭州拟上市企业的调研中，诺尔康的机构投资者数量排在第二位。而包括曾凡钢、傅前杰等世界顶级专家，以及临床专家银力、孙晓安、周道民等一大批掌握神经电子学、声学、光学、神经医学核心技术的“国千”“省千”专家，在诺尔康则是技术入股。
父子的骄傲：打破进口耳蜗的“天价”
回想做人工耳蜗的选择，李楚坦言开始只作为一项高科技项目，甚至带有一点向父亲证明自己的执拗。在成功帮助全球8000多名听障人士过上正常生活后，越来越能体会到其他行业所无法带给自己的意义，以及父亲在很多方面的决定是多么正确。
如果当初放弃创业，“温州八大王”在40年后的今天已经泯然众人；如果始终从事房地产，没有温州人的“敢为天下先”，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够自主研发人工耳蜗的，不会是诺尔康；如果没有对自主创新的坚持、社会责任的担当，千千万万的听障儿童可能仍然受困于价格高昂的人工耳蜗。
让李氏父子格外骄傲的是，诺尔康公司的人工耳蜗产品定价为7.8万元。在诺尔康价格冲击下，进口耳蜗也由25万元降至15万元。2016年年初，诺尔康公司的人工耳蜗正式纳入了浙江省医保，患儿家长只需自付1.85万元就能装上，这为原先被进口耳蜗的高价挡在康复希望门外的患儿，重新打开了“有声”世界的大门。
李楚和父亲的手机里保存了许多听障儿童的照片，每一个聋人背后都有很多催人泪下的故事。“特别是父亲，每次看到这些孩子在植入人工耳蜗后，打开机器听到声音的那一刻，他都激动得要掉眼泪”。
父子的梦想：
让听不见的人听得见，让看不到的人看得见，让站不起来的人站起来
在去年12月修建的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产业基地展示厅的一面墙上，挂满了诺尔康拿下的大大小小的奖状和荣誉。在另一面墙上，则是诺尔康至今已获得的140余项专利。
李楚说，除了这些，每年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感谢信和求助信还装了满满一大箱。
“我父亲说过，他这辈子梦想做成三件事：让听不见的人听得见，让看不到的人看得见，让站不起来的人站起来。这也已经成为我们父子共同的梦想。”李楚说，人工耳蜗只是诺尔康的第一步。包括无外机的人工耳蜗、人工视觉等都已经在研发中。另外，针对偏瘫类疾病的电子刺激康复装置——“BION神经刺激系统”的研发也在加速进行中，研发成功后有望帮助瘫痪的病人重新站起来，同时对于一些偏瘫类疾病也将拥有全新的治疗方式。
“这些都是我们共同奋斗的动力。”李楚说，诺尔康公司创立10年来，连续承担“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科院“科技助残计划”。从2009年植入第一例人工耳蜗至今，已成功帮助全球8000多名听障人士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其中1000多台人工耳蜗免费捐赠给了全国各地的贫困聋哑患儿。
“父亲搭建了一个大舞台，但怎样让这个舞台继续光彩夺目，演绎更多的传承经典，完成我们共同的梦想，都是我今后面临的挑战。”李楚说。
CS-10A植入体。
父子问答
李楚评价李方平：
他的勇气是我们创业的起点
李方平寄语李楚：
开拓是比赚钱更有价值的事
二代这样看父辈
记者：父辈创业处事，给你印象最深或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李楚：印象最深的是，他好像没有怕或者担心的事情，遇到什么都能解决。有句温州话说“剥了皮，都是胆”，就是形容他。做人工耳蜗也是，别人会觉得你一个房地产企业做植入式医疗器械，还是最难的人工耳蜗，门槛这么高很难想象，但他真的就敢，这份勇气是我们创业的起点。
记者：你在创业过程中，父辈给你的帮助有多大，他给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李楚：资金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不过对我的信任帮助更大。那时候研发里遇到挺多困难，我们虽然清楚专业上的问题在哪，能够一次次修正，但绝大多数股东不懂，但只要我说还能做下去，他就愿意继续给我掏钱。
记者：作为创二代，你觉得自己有哪些方面能比父辈做得更好？
李楚：我们的优势应该在于学习的机会和条件都优于过去。但父辈很多人生经验和智慧我们不具备，而且现在创业舞台是父辈为我们搭建的，携手共同发展，应该是更上一层楼最好的方式。
父辈这样看二代
记者：在孩子创业过程中，给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李方平：我们是共同创业。但从最早的研发开始，就是他带着专家在实验室一点点攻克下来的，一个人在美国待了两年多。印象最深的是，产品还没做出来之前，股东包括里面很多亲戚朋友都有动摇过，但他从来没想过放弃。
记者：你对孩子的创业最满意的是什么，最不满意的是什么？
李方平：最满意的是对于我交代他，或者我们商量好的工作，应该做的，他总能超额完成。不满意的就是他太“懒”了，早上起不来。以前我们开早会是7点，因为他时间一直往后延，还总开不成。
记者：二代与你们老一辈相比，最大的不足是什么？在二代的身上，你看到哪些你们不具备的品质？
李方平：相比老一辈他们可能少了些勤奋和冲劲。但年轻人身上的学问、见识都是我们所没有的，很多新科技、新技术我们已经不懂了，未来还是要靠他们。
记者：最后给新生代一些寄语和忠告吧。
李方平：对孩子我觉得不要提要求，他们应当尽量去尝试、去学习。但我想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应当可以用掌握的资源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被垄断的、中国还没有的技术和发明，去开拓这些，我想比单纯的赚钱更有价值。
【记者手记】
创业精神不灭
67年前，麦克阿瑟曾说“老兵不死，他们只会悄然隐去”。李方平父子则用两代人的创业故事证明，温州人的创业精神永远不会老去，更会在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创造传奇。
20岁，农民家庭出身的李方平开始靠着自己的两条腿跑遍整个中国，叱咤低压电器经销领域，位列“温州八大王”，成为那个年代的创业英雄；50岁，他义无反顾再创业，用10年时间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成就中国的人工耳蜗自主研发与生产；60岁，他站上国家科技最高奖的领奖台，捧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奖牌。
从曾经投机被“打倒”，到投身神经电子行业，不灭的创业精神铸就了李方平横跨世纪的创业传奇。
当90岁的李嘉诚退休，外界热议长子李泽钜能否接班时，与父亲李方平已经共同创业10年的李楚，不仅继承了父亲身上的创业精神，也继承了关于神经电子产业的中国梦：让听不见的人听见，让看不见的人看见，让站不起来的人能重新站起来！
在李方平父子身上，可以看到温州企业家身上最为宝贵的品质：创新、挑战规则、善于学习、勇于担当。当传统的制造业成本高企，意味着靠低成本谋生时代已过去，许多人认为温州的优势也随之消失，甚至总有声音发出温州“无前途”的论调。
此时此刻，众多优秀的温州企业家，带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正泰从低压电器制造商到新能源服务商；森马从服饰巨头到缔造儿童产业帝国……每一次的创新创业，都是风口上的一次博弈，是这些温州企业家对行业脉络的梳理和对时代需求的响应。
无论在什么时代，成功都是相同的。坚守实业、坚持研发、坚定走自己的路，保持远见和胸怀，一定可以做出成功的企业。
创业精神不灭，是企业家的精神，也是温州人的精神。
雷达卡
发表于 2018-5-3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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