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压市县解决上访，自然出问题

倦鸟余花

　　
      为了把上访现象控制在一定程度，各级都出台了信访稳定工作通报制度、重大信访责任追究制度和稳定工作一票否决制度。领导要求接访有人，处理有力，稳定有方。在上级的严格要求下，市、县、乡各级把接访、劝返、阻访工作作为阶段性的头等大事。
      我调查的一个县，为了阻止上访人员集体到中央和省里上访，县里成立了20个领导小组，由县级领导带队，每天轮流在本县的汽车站、市里的汽车站、火车站值班。每天有值班领导带队，有专门人员值守，有后盾单位负责后勤。而且派出专门的班子到北京守卡。由各单位派出专人与上访人员同吃同住，做工作让他们不要上访。接连值班几个月，这是多么大的工作压力和多么沉重的经济负担，是多么严重的政治、经济资源浪费，根据四川省的资料：“从北京领一个上访者回来，要花费1万元人民币。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陈双全认为，抛开社会稳定等因素不说，仅从这一点来看，上访带来的经济压力就非常巨大。正因为如此，接访体制值得认真检讨。
      在我县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其父在人民公社时期因倒卖粮票，套购豆、油，而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刑3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纠正错案时被改判无罪。其要求为父补发工资，本人接班，但查其父以前并非国家工作人员，而且在1976年就已经死了。所以一直未得到允诺，他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上访到现在。2004年上半年他就到北京上访5次，导致他所在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都因此受到诫免处理。
      这种在上级压力下的接访工作，有几大害处：
      一是进一步恶化了上访人员同基层党政的关系，造成了更深的裂痕。
      一些上访人员提出的要求基层政府无权答复，有的本来就是反映基层政府问题的，法律规定群众有权向各级国家机关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而基层政府却对他们围追堵截，妨碍了他们这种权力的实施，这怎么能不令他们气愤？有个上访者说，单位的干部按领导指示住在我家里，我全家都不欢迎，这种做法不是干涉我的人身自由是什么？在北京“上访村”的一些人则说，接访的来到北京，看到本辖区的上访人员，抓住就往车里塞，同绑架一样。也有不少人因上访未达到目的而组织闹事被追究刑事责任，上访人员就说是基层党委政府对上访者打击报复。
      二是恶化了基层工作环境。
      一些人动不动就对基层政府以上访相威胁。有的上访者，目的就是为了给基层施加压力。一批下岗职工到县政府提要求，说不答复就到市里去上访，到时看你们敢不来接我们？再不解决就直接到北京去上访。果然，不到一个小时，要求县里到市接人的指示就下达了。
      三是加重了基层的经济负担，使拮据的县乡财政雪上加霜。
      接访费用是一笔无法预算的巨额开支，使基层更无法拿出钱来解决实际问题。而且，接访成了一个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导致了不少单位因此而举债。
      四是更加不能公道地处理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导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某市城区的一栋商品房在开发时手续不全，一些费用未交，卖房之后拿不到手续，买房户有意见，开发商便暗中操纵住户到市政府上访，几十个住户到市政府扬言不解决就上访到北京。市政府为此专门召集有关单位开协调会，免除了有关费用。有内行人为开发商算了一笔账，他组织人这么一闹，就节约费用二十余万元。市政府雷厉风行为群众解决问题这没错，问题是，很多人得出一个经验，“要解决问题，只有把问题闹大”。这种情况，使基层在处理问题时，没有一种公平的环境。其实，这都与基层过重的信访压力有关。
      有的人说，基层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解决不就没有人上访了吗？而事实上，除了一些基层可以解决的问题之外，总是有一些基层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企业军转干部要求享受公务员待遇问题，基层就无法答复，于是他们多次重复上访，给基层形成了很大压力。让基层到上级直至北京接访的制度，又极大地加大了这种压力。客观上造成的后果就是，谁上访的层次越高，谁造成的影响越大，谁给基层领导造成的压力就越大，谁的问题解决的难度就越小。即使问题得不到解决，也可能获得其它方面的补偿。这就刺激了更多的人越级上访。越级上访的越多，基层也就越没有能力解决未上访人的问题。导致一些人说，“你们这些瘟官，我们不上访到北京，你们就不会解决问题”。基层的实际情况是，一些人因上访得益，一些人因上访获罪，很多人还在漫漫的上访途中，等待他们的不知是什么命运。
      可以说，接访是体制压力下的产物，它的目的是减轻上级特别是中央应付上访的负担，确保首都和省会的安宁，加强地方解决群众矛盾的责任心。但接访的实际效果恰恰相反，它使上访更多，使基层负担更重，它加重了上访民众对基层政权的不信任感，它演变成了一些人向基层领导施压的有效手段。(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YIj0FkZhaS6B2bJm#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