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40年前我军特种分队作战时的表现，这是中越特种兵之间的比拼，这是当年所谓侦察班长被抓的揭秘写真……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战战斗打响后，我连奉命随团参战。从1979年2月17日至3月11日，历时23天全连 干战舍生忘死、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胜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三项重要战斗任务： 第一、警卫排：一是贴身警卫团首长，保障了团首长按时到位指挥和人身安全；二是对团前指、基指、后指进行了周密的防护警卫，保障了指挥机构的顺利展开。 第二、侦察排：一是在临战前先后两次从冯五寨乘橡皮舟，利用夜晚偷渡红河，渗入敌前沿阵地，查明了敌情、地形、道路以及偷渡场等情况，为团首长定下决心，拟定作战方案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二是在进攻战斗发起后，随时分组加强到各营连，引导各营连按预定路线接敌运动，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投入战斗。 第三、工兵排：一是临战前在龙山构筑了团指挥所和团观察所；二是先后两次用橡皮舟送侦察兵偷渡侦察；三是配合加强六连，用冲锋舟和橡皮舟保障一营偷渡红河；四是在回撤阶段，布设雷场，炸桥断路，破坏摧毁敌军营及军事设施，设置障碍，阻敌尾追袭击。 1979年3月11日，我连出色完成了上述警卫、侦察、工兵三项重大而艰巨的作战任务，全连干战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用青春的热血和生命，向祖国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后，随团胜利凯旋，驻防云南蚂蝗堡至4月24日。同月25日返川归建出发，5月2日下午2时许胜利班师回营。 对于我连作战的表现和评价，时任副团长兼参谋长、后从内江军分区司令员职位卸任的刘司令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2013年参加我连首届战友联谊会时说：“……特务连担负的三项重大而艰巨的作战任务，完成的非常好，完成的非常出色，对115团胜利完成作战任务起了举足轻重的重大作用。总而言之，特务连在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中，战果辉煌，功勋卓著，永载我军战史的光荣史册！” 在此之前的2009年，我团在纪念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胜利三十周年活动时，在当年红河偷渡点红河边现场，时任副团长兼参谋长刘云华和《攻坚英雄营》营长付天顺还回忆感慨地说：当年我团一营从冯五寨偷渡点偷渡红河过去攻打248高地，如果要按原师里作战方案从龙坑过去，我们一营会有更多的伤亡。我们特务连为115团减少了牺牲、伤亡三分之二，至少减少少牺牲7、80人。当时师里不同意，我们坚决要从这里进攻。因为战前特务连侦察兵两次摸过去侦察摸出了这条道路。在总攻打响前，我们已先过去了两个侦察班侦察、摸清了情况，才有了后来的战果……。 上述我连的战绩有目共睹，永载我团的光荣史册！ 3月12日，我军全部撤回国境。根据昆明军区指示，以三十九师担负河口、南溪、坝洒地区的防御任务，严守边界。其余各部进抵滇南蒙自地区休整。正是在此阶段我连驻防云南蚂蝗堡期间，即1979年4月4日上午10时许，在执行团里在边境防敌反扑设立敌情观察哨的任务时，我连侦察班阿新班长着便装（我连侦察兵战前侦察和战后设观察哨时，均化妆为当地橡胶农场工人，穿老百姓的服装）、赤手空拳，不幸与潜伏过境的越军十余名特工遭遇，被打昏死后被抓。 这一突发事件，在当时13军乃至整个云南西线，真可谓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从军委到军区，再从军到师、团，各级层层训斥、级级刮胡子（当时部队大家对严厉批评教育的戏称），真是千夫所指，难究其责，恼怒难息，悔对战绩军誉啊！ 现回忆起来，仅举两例足以说明当时上级首长的恼怒程度：一是据说团长在班师归建回川后，被叫到师长办公室被骂的在离开时，竟连作战时配发编有秘密等级的笔记本都忘了拿，后才叫警卫员去取回。在此之前，对咱们师首长彪悍的作风我是亲历早有耳闻目睹：那还是在1979年2月17日战斗打响的第一天上午，当我团前指主力挺进到248高地前受阻。敌一个残留的暗堡疯狂的向我们扫射，我连和大家一样也爬在小路山坡边。这时候，只见约一个班的人员前面的端着一挺轻机枪，其余人员均持冲锋枪，左右护送着一位身披着雨衣腰挎手枪的壮汉首长噔、噔、蹬！急匆匆的走了上来。该首长边走边骂骂咧咧的吼着，“老可（可团长）！你们上不上？不上，我上了！”直急的团长大声命调：“82无，给我上去轰！”（即调团82无后坐力炮，上去轰掉此残留的暗堡。后在两战士先后冲上去炸未果的情况下，团参谋长亲自持爆破筒冲上去才将其炸毁。）后来我听说，该首长是师长或那位副师长？但不管是谁，我军的首长都是这样彪悍、英勇，身先士卒，当然我连出的这一突发事件，师长那是肯定要痛骂团长一顿的了。二是，出事后当我连刘副连长去给团长汇报时，团长一时恼怒竟当着警卫员的面，拔出手枪指着他脑门怒斥：“老子一枪崩了你！”等等。当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3军的作战功绩在西线是作为标杆而享誉盛赞的，突然发生打胜仗回国后侦察班长被抓，且出现有诺干个版本的说法：什么无组织无纪律，擅自骑自行车到友邻部队去找老乡；什么特务连的侦察班长被抓后在河内召开记者会；什么骗取了越军的信任，答应回国搞情报后再按约定时间回去交换情报等等，反正我觉得当时是能泼的脏水都往他身上泼，能推的责任都往他身上推。难怪各级才那么痛心、才那么恼怒呢？ 以上的几种说法直到阿新班长回来，特别是几十年后的战友会大家重逢相见，以及近年来便捷的微信联系、交流、回忆、应证，才使有的问题得到了澄清和还原： 首先，该班受领着便装、化装成当地桐坪橡胶农场的工人在边境最前沿的八子河边隐蔽设立敌情观察所，是独挡一面的执行任务，距连部和团部较远，且当时除了有时借农场工人的自行车外出代步骑一下外，班里便无任何通讯和交通工具，平时不可能什么事，一举一动都要来回跑报批。而作为一班之长的他，是应该有职责和职权即时作出决策和行动的。而且在当时，谁也没有为他，及班里设定如果发生战事后怎么请示汇报的职责权限，那么说他是什么无组织无纪律，私自什么什么那又从何而谈起呢？事实上在出事的前几日，即同年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曾有两名友邻部队14军的侦察兵主动上门找他对质交换了敌情报。为此4月1日，阿新班长还专程回了一趟团指，将此情况向团长作了报告，并还稍带有情绪的对团长说：“人家14军派出了一个排担任前方观察，我们只有一个班，累的很等等”。团长回答告诉他，部队4月15日即将开拔撤回内地，要求他们再坚持两星期等。此后，就在4月4日上午9时许，当他刚在他们住处的下方八字河边洗完脸，见副班长推着自行车挎着枪又准备去搞菜时，便从副班长手上接过自行车，让他回去休息，自己骑车去搞菜。此时，他仍是着便装和赤手空拳，沿着八字河边一条由东向西的小机耕道路骑了出去。本来他应回连部，但骑上自行车后又想起前几日14军侦察排来人时的约定，所以便骑车往他们告诉的方向去了。当骑了一段路后他觉得不象他们所说的那么近，就调转头往回骑。 当他骑到离他们住地已不太远道路下有个涵洞的位置时，突然他看见从路旁灌木丛中跳出来两个中等身材、头部带有布质黑色面罩，全付武装手持枪管带有消声器的冲锋枪、手枪、军用匕首，横拦在路上的敌特工。这一突发情况使他根本无法过多思考，一种侦察兵素质特有本能的快速反应使他英勇的猛蹬自行车，向敌人冲撞了过去。他先用自行车冲撞右边敌人，顺势一个左勾挙击中左边敌人头部，随即一个前后滚翻跃入路边的草丛中，此时又窜出与前面两人同样装束的4人，便与他徒手擒拿与反擒拿对打成一团。虽然敌众我寡，但敌人在混乱的打斗中并未形成合力，当时未能将他制服。因敌人都是从我方机耕道侧窜出的，直觉告诉他敌人早已在此布防，在他们对打的左前方靠八字河边有一凸出较高的草丛，他本想利用它诱敌开枪，再从八字河边我方一侧脱身甩掉敌人。谁知刚迈出四五步远便发现，草丛下面不再是草坪而是一条从我方流入八字河的小沟溪，敌人设伏的窝点正好在这下边。 当时，如果仅是前面两个敌特工，他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是无法把它控制住的。然而，不断先后窜出的10余名敌特工，将他团团围住，展开了一场英勇惨烈的殊死搏斗。其实，这帮先期越境过来潜伏在此涵洞和灌木丛中的越军特工，他要不那么快就转回的话，他们是还不打算下手的。这是后来敌人在拷打他时说，还以为他是搞侦察的，当时已发现他们了，所以才那么快就骑车调头转回去报告，因此他们才对他下的手。 在赤手空拳与敌贴身殊死搏斗时，阿新班长表现出了我军侦察兵英勇顽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敌特工共16人，带队的是一名少校，其中有四位是高手。搏斗中因地形限制掉入敌特工潜伏窝点，此时敌特工领队也被他看准并击伤，他本想与其同归于尽，但地形的不利，和敌特工采取用了多人层层叠压法将他死死压在下边，但他仍双手始终死死锁住该领队的喉咙。敌特工只好用冲锋枪的木把狠砸他的头和用手榴弹砸他的双脚，致使阿新班长头部被击伤呕吐、直至昏死过去后被擒。后来经云南省军区总医院，昆明军区总医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鉴定脑震荡后遗症。这，就是当时他为什么被擒的经过和事实！ 其次，他被擒后，越军并没有把他带到什么河内召开什么记者会，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东西。而是把他带到离边境并不太远的地方进行审讯拷打。当天下午6点左右，当他清醒后才知到自己被敌人五花大绑捆绑躺在越边民的一民宅的地上。当时，有一个手拿精制拐杖年龄在50岁左右，可能是敌人的什么头目用越语吼叫他一顿后离开。当晚，敌人并没有管早已被捆的五花大绑的他。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敌人才将他从民宅中押至山腰的一个简易哨棚中，头一天被他打伤的那个领队少校凶残的用拳脚打了他一顿。当晚8点左右，敌人又带着翻译一共10多人对他进行审讯拷打，其用刑手段主要是挙打脚踢，手枪和匕首对胸部、头部进行威逼。领队是个中校会讲中文，并说他在昆明受过训练。就这样，白天敌人不审讯，到晚上有时要审讯拷打两次，参与审讯拷打之敌的最高军衔是上校，都说他们曾去过昆明接受过我军训练等等。敌人的审讯拷打都是通过翻释与他问答，且思维方式简单急躁，很多问题只要他坚持先后一致，敌人连着反复审讯拷打两次也就不再审讯同一问题了……。 由于该班在执行敌情观察任务时化妆成当地橡胶农场的工人，而且他还在全班要求平时不准带武器出现在住地和观察哨所以外的地方。因此，他在经受敌人60多次血腥拷打中终始前后一致的一口咬定自己是农场的武装民兵、自幼习武，既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更没有只字片语提到有关13军的任何部队番号等问题，没有给我军造成任何影响和任何损失。对此问题，从前面提到的敌人在拷打他时说的：还以为他是搞侦察的，当时已发现他们了，所以才那么快就骑车调头转回去报告，因此他们才对他下的手这段话，就更加有力的反证了他的军人身份根本没有暴露！ 从敌人审讯的目标看，主要是想找13军，阿新班长在与敌斗智斗勇问答中，主要说：……有些地方全是军人，有坦克大炮，但不知道是那个部队和什么型号的坦克大炮？因为部队不允许老百姓靠近的，跟你们一样不会让百姓随便出入军营的等等。后来，有一次愚蠢的敌人竞拿出1比5万和1比2万5的两种军用地图让他指认，他说不会识图,敌人还教他从自己站立的位置往外找。这样，当时他就知道了所处位置距我国边境的大概距离了。待心中有数了便说自己是色盲看不懂地图，当然也故作姿势把地图摆来摆去的忽悠敌人，就此敌人再没给他看军用地图了。敌人的看守也从4人逐渐减至最后1人，捆绑最后已只是很松的反绑双手，平躺着不会压住手。大约是一个月后的一个夜晚，雷雨交加，敌看守还没到位，他便解掉了绳子从屋内逃脱，一口气跑上了山里，观察敌人动静。当时，敌人没放枪只听见依哩哇啦乱吼声一片，慢慢就静下来了。随后，他趁黑夜雨天凭记忆摸上了一条水泥公路，沿公路两边有利地段前行。就这样，他白天在山上观察，夜间行动，风餐露宿、曾喝过溪水、吃过苦麻菜和野果，用了三夜两天多时间才跨过了国界线。大约在某天上午九时许，在一橡胶林里他看见了农场的工人，他便告诉他们自己的身份，并要他们带他去找边防团。当时，也不知是边防16还是19团，一姓刘的团长，让他吃了顿饱饭后，派了一个驾驶员开了一辆吉普车送他直奔蒙自军分区。在分区招侍所住了大约2天，又派车把他接送到了云南省军区招待所。直到后来，接师、团通知，我连派刘副连长等前去昆明将他接回了连队。 这样的结果，也许是敌人感到他就是一个小小的民兵，利用价值并不大，对他也没再报什么希望的缘故吧。他以侦察兵特有的睿智毅力、斗智斗勇、骗取了敌人的轻视和疏忽，完胜对手，活着顺利归来。 其三，回国归队后，约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组织上对他进行了认真反复的审查核实，最后由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联合发文，作出了实事求是、客观中肯的结论。其大意是，此次事件定性为“被押”而非“被俘”，没有叛节行为，归队后不影响入党、上军校、提干等等。当时上级的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此事有其特殊性，即从内部来讲，我们从上到下都知道115团特务连的侦察班长被抓，是多大的一件事情；但从对敌人来讲，他确是以农场武装民兵身份出现的，真实身份始终没有暴露，而且是中越两军特工比拼，完胜对手而归来。正是如此，后来凡涉及《西部战区77军》中对13军越战评价肯定均称，“无一人被俘”的表述就是对此的最好佐证！ 边境上，重峦叠嶂的青山，是一代热血青年献身卫国之战的最好见证；滔滔流淌的八子河，述说着勇士可歌可泣的事迹；昔日的功名利禄，早已随着越战的枪炮声烟消云散；但是战斗的实景，确永远留在历史记忆的长河之中；是非功过、荣辱褒贬，任人评说，自有公论。 我连在边境奉命执行敌情观察的战斗任务中，所发生的这一突发事件，时至今日回想起来，我个人认为：当时该班在边境最前沿执行的这一敌情观察任务，并不是平时的驻训任务，而是具有作战属性的、战斗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此突发事件应是与116团穿插与敌的遭遇战和149师在4号桥遭敌伏击，以及448团撤退时遭敌包围伏击等，都同属于战场上瞬息万变、不可预见的同等性质的问题，而并非是什么无组织无纪律，私自什么什么的问题。但是，如果要说此事应有什么教训？那么就应只有一条：为什么当时在阿新班长向团里汇报14军的侦察兵主动找上门找他对质交换了情报后，团里不明示：是否再有必要与他们质证情报呢？正是这不置可否的态度才导致了阿新班长的履职因公，意前往去对质情报的行为。这能怪谁呢？如果当时那天他不外出，其他副班长等战友也会外出。而早已过境潜伏在那里的敌特工，同样也会对我们的其他战友下手的。这是谁也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 事后，阿新班长也还曾向领导承认过自己的麻痹轻敌过错。但在我看来，恰恰是这样只身一人、单打独斗的行动和对付敌人的审讯拷打，才保证了前后一致的口供，致使敌人对其农场民兵身份的误认和轻疏，最后才得以逃脱、顺利回归。 其四，阿新班长虽有上级对他的公正结论，但在当时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代的政治背景下和人言可畏惯性思维的阴影中，他回来后从我团调动到另一个部队，除了79年10月，他的预备党员一年预备期满后被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外，其它象和他同等条件战友的什么立功受奖、上军校、提干等该享有的荣誉都与他无缘了。不仅如此，此事因人为的负面影响，致使团、连的集体功也都被取消，连队干部个人的立功受奖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后来，在他主动要求下，退伍回到原籍工作至退休。值得庆幸的是，大儿子子承父业，继续圆了他的从军梦。现在，他和老伴一起带孙子，享受着天伦之乐。 四十年后的今天，作为原特务连的指导员，我以为，再为阿新班长以及连队谈什么名利已属过去时、沒有任何实质意义！但澄清和还原事实真相，是否应给他，以及我连和我团在大家对战史的记忆中还上一个清白？！也许，这就是我在今天首次用文字披露忆写此事的唯一初衷。但愿我写的这篇纯属个人观点的回忆拙文，在还原和澄清这一事件的事实真相后，能够给他一丝慰藉，留在他身上的仅仅是敌人所致的伤痛后遗症，而不是人为阴影在心灵上不应有的伤痛……。 最后，让我们也记住我团可团长，后来在返川归建后所说的那一段话：“阿新班长那是英雄，一个人打一个班，还打伤了几个越南鬼子，这样的兵太少了，如全团有三份一这样和他一样的兵，那打谁都能胜，阿新班长好样的”！为此，我们还应该理直气壮的说上一句：咱特务连的侦察班长同样也是英雄！咱特务连、咱115团也永远是一个英雄的群体！（本文作者系原特务连指导员，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文中所涉及到的战友，除刘连长和阿新班长外，其他均未经本人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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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9-5-25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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