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打黑除恶不得人为“拔高”和“降格”

炮手老江

   显然，这个命题对我们百姓来说，相当敏感；而我们的媒体，通常都会对之避之三舍；即使有人曾经提出类似的问题，马首是瞻的媒体肯定会是闭目不见。
   而今，由最高检提出这个命题，显然是有现实依据而向国家机器提出的警告。曾经，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乎符合了成语：“物极必反”的逻辑；其实，这是幼稚的不成熟的体现。
   显然，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而“专项斗争”，则给人们在主观上可能给与先入为主的暗示；而人们则往往根据这一暗示，去收集，求证这一暗示；而“罪行法定‘’，“行责相当”的客观的，法治的，辩证的正确思维，研判标准，却往往被忽视了······。
   “拔高”，“降格”都不是理性的表现；让我们在法治，理性的环境中，奔向小康！

傻子也懂

7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典型案例选编（第三辑）》（以下简称“典型案例”），并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检察机关通过检委会集体学习、专题培训等方式，认真组织好对这批案例的学习借鉴，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既要从严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又要严格遵循罪刑法定、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公正等法治原则，依法规范办案，既不降格处理，也不人为拔高，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

五件典型案例紧紧围绕张军检察长关于“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两方面的要求进行选编，包括发挥检察职能，依法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典型案例2件；依法追诉漏罪漏犯，追加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典型案例1件；不拔高不凑数、依法不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典型案例2件。检察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保护伞”线索，有的正在查，有的已审查起诉，有的已经判决定罪。

最高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五件典型案例力图从不人为“拔高”和不人为“降低”两个角度，引导检察机关在办理涉黑涉恶案件时，要依法充分发挥批捕、起诉和诉讼监督职能作用，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全面把握黑恶势力犯罪的基本特征和构成要件，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对涉案人数众多、且时间跨度大的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如果就案办案，没有坚持深挖彻查，极易导致对恶势力犯罪不能‘打早打小’‘打准打实’。”最高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认为，在办理涉黑涉恶犯罪案件中，要充分运用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优势和捕诉一体机制优势，注重加强与公安机关的配合协调，提升办案质效。多个个案可能会在不同地域管辖办理，检察机关要强化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意识，通过加强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对涉黑恶犯罪公安机关该立案未立案、该报捕未报捕、该移送审查起诉未移送审查起诉的，依法及时监督纠正。在审查起诉过程中，要注意串并研判、深挖彻查，对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案件重点研判，对案件中反映出的违法犯罪事实、涉案人员、社会影响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关联对比，认真梳理查找隐藏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同时，检察机关要注重审查的亲历性。一方面，需要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的，要详细开列补证清单；另一方面，要主动作为，充分发挥自身职能，通过自行复核关键证据、走访犯罪现场、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意见等方式，提升认定证据的精准度，实现对黑恶势力犯罪的依法精准打击。

该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坚持司法公正，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过程中，检察官必须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赋予的“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的职责，坚持客观公正立场，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对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四个特征”的，坚决不予认定。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打早打小”“打准打实”的实质内涵，对定性分歧等问题要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衔接与配合，充分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准确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集团和恶势力犯罪、普通刑事犯罪的认定标准和界限，准确判定涉黑涉恶，构成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判处刑罚，坚持法治原则，既不能“降格”也不能“拔高”。

通知强调，各省级检察院在专项斗争中切实担负起责任，加大对涉黑和重大涉恶案件的统一严格把关力度，确保司法尺度一致、办案标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