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父亲为官苦乐

傻子也懂

　　父亲姓名：兰木春 年龄：51岁
　　职业：某地农委一把手
　　很久以来，我对父亲颇有微词。因为我们家“不合身份”的寒酸。
　　作为当年的政坛明星，18岁从政的父亲当过地方大员，也主政过地方经济，面子上，是全家族光耀门楣的牌匾。 少为人知的是我们家的寒酸。虽然常被调侃为 “官二代”，但“为官=发财”的链条在我父亲身上失效了。三十年的职业生涯如今已至暮年，我们家依然挤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房子里。
　　每年春节，父亲的公车是全家族的回乡工具。去年，公车改革后，亲戚们都是开私车返乡，而我和父亲挤上客车灰头土脸地回去了。
　　父亲手握的权力没有带来过财富，这是我和母亲对他最大的怨言。但反腐大潮过后，父亲的生存智慧却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清贫和暴富之间，父亲带着我们，选择了最安详的那条路。
　　■ 同题问答
　　1 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
　　船到桥头自然直。
　　2 用一个词总结父亲的2015：
　　如释重负。因为2015年比2014年过得好，2014年过得不容易。
　　3 2016年父亲的愿望：
　　希望儿子早点儿找个对象结婚。
　　车到家乡已近午夜。
　　父亲打来电话，“小李去接你了，他开的是他的私家车”。
　　小李是父亲的司机。在外漂泊十年，每年返乡，我都会在火车站看见父亲那辆黑色的公车。而父亲总有合适的借口能派出车接我，出差、开会或者考察。
　　但从去年开始，父亲中断了惯例，“你自己坐客车回来吧，单位的车一律不让用了”。
　　据说今年，精明的小李主动用私家车充当了公车，只要油钱报销就行。
　　打开小李那辆本田轿车的门，小李笑着说，“今年你爸又要找你谈谈了”。
　　这几年，父亲一直让我报考公务员，估计又是谈这事儿。
　　偶像
　　父亲曾是我的偶像。
　　我24岁时，是报社的菜鸟记者，在车祸和菜场里开始我的职业生涯。那年夏天，父亲每次来北京看我，都对我的T恤裤衩头疼不已，“参加工作了还穿成这样，像什么话？”
　　父亲24岁时，已是乡镇党委副书记，按照今天的时髦术语，他是县城政界的政治明星。我常想象那时的父亲戴着茶色眼镜，穿着布料缝出来的西服，规划着一个镇的未来。
　　“你爸有能耐，像你这么大时，他能带着几百个农民去修水利，没人敢不服他”，奶奶见我就说。
　　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从高校毕业，被分配回家乡的镇政府。从科员开始，父亲在镇政府开始了仕途：宣传干事、组织科长、副镇长……
　　于是，我幼年的记忆和政府公车密不可分。最早是开着政府的大吉普车出去旅游。后面的车厢空荡荡，我趴在墨绿色的车窗上，辨认窗外路过的货车。
　　后来是一辆白色桑塔纳。那是我年幼时最大的自豪，那时候，轿车是奢侈品。坐在副驾驶的父亲摇下车窗召唤我，我跳着离开步行的队伍钻进轿车，骄傲着向小伙伴们挥手。
　　父亲也是大家族的骄傲。每年春节回家，政府指派给他的公车，就变成了全家族的交通工具。车开进那个小村子时，就变成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全村人侧目而视，我趴在车后窗，看村里的顽童们跟着车屁股跑。
　　我跟着父亲的公车一起长大，小学时坐桑塔纳，初中时坐桑塔纳2000，接着是帕萨特和丰田……
　　寒酸
　　“你过时了”，只有去年除夕夜，我的顶撞没有惹来不欢而散。父亲突然哑了，坐在沙发上，很久没有说话。
　　那个夜晚，他一直在玩“愤怒的小鸟”，而我从游戏声音听出来，他一直被堵在相同的关卡。
　　“有权比有钱重要，有钱比有名重要”，这是父母对我的教育。我曾深信不疑。
　　直到八项规定越来越严，父亲再也不能用公车来接一大家子的亲戚们。去年除夕一大早，父亲给亲戚们打去电话：“今年你们自己坐客车回老家过年吧。”
　　“我们自己开车回去。”
　　他们都早已买了私家车。最后，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坐着客车回到了乡下。为官数十年，我们家居然渐渐成了亲戚里的破落户。
　　村里停满了各式各样的私家车。拎着黑色塑料袋从客车上挤下来时，我恍惚觉得有些羞耻。
　　我问父亲，“咱们家不买辆车吗？”
　　父亲不说话。
　　父亲已没存款再买私家车。我家的房子至今还停滞在20世纪末的模样里，铺满过时的蓝花瓷砖，和翘皮的墙纸。
　　直到我读大学，我们家才有了第一台空调和电脑。离家读书前，一个第一次到我家做客的叔叔一脸愕然，“书记家里这么寒酸”。
　　账本
　　我家有个账本，父亲每退回一笔礼金，他都会在账本上记下来，贴上退款的银行单据。高峰时，每年都能记下两三本。
　　2004年，我和父亲一起算过全年的账本。那一年里，我父亲退回别人送的购物卡和现金就有接近30万，还不包括无法换算成现金的土特产和玩具等。
　　当年的“政坛明星”，如今的外号是“常青树”。“常青”，因为父亲会算政治账。
　　“如果我不把这些钱退回去，恐怕没过多久我也会出事。”父亲说。
　　28岁时，父亲成了某实权部门的一把手，至今，历任无数次换届，也遇到过手下集体腐败被纪委调查的危险时刻，但父亲始终清白不倒。
　　可那，也是他人生的最高点。每年要提拔，父亲的名字都名列榜首，热闹过后，父亲注定名落孙山。“我是个民主招牌，没有我，群众会说不公正，这么好的人不提拔，但上面没人，不可能提拔到你。”
　　二十年如一日，父亲如履薄冰地当着常青树。父亲说，“官场生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不去当任何一根绳上的蚂蚱，但也不至于一下就被弄死”。
　　明面上，父亲依然风光，但我们的生活渐渐只有一个面子。春节回家，要盛装奔赴各类应酬和饭局，父亲同僚的家族产业越做越好，开礼品店专供政府，凑上房地产泡沫开发房产，弄几个互联网项目忽悠政府经费，只有我们家，靠着父母的工资奖金。
　　因为坚持不开窍的官场智慧，母亲和父亲陷入过无止境的争吵。
　　我从没责怪过父亲。几年前，父亲决定每个月都从自己的工资里支出一部分，给一个勤勉一辈子的老临时工发养老金。老人上门感谢，我单独接待了他，他拍着大腿说，“孩子，你爸真是个大善人，可他怎么就升不上去呢？”
　　英雄
　　我始终不清楚，在公车所带来的荣耀感和晋升无望的挫败感之间，哪一个对父亲的影响更多。他成了家族的牌匾，亲戚家的红白喜事都一定要有父亲的出场，亲戚子女的工作，都要父亲出面来解决。
　　但除了这些，家庭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并且，随着退休日期的临近，财政日益成为父母心头的头号隐患。
　　几个月前，我的几个童年玩伴，同为家乡的官僚子弟，组织了一次出国游。接过父辈的枪，他们都是各个机关单位的公务员。他们得意地建了个微信群，玩笑夸张而狂妄，“能进这个群的都是太子党”。
　　我不屑于此，但我难忘在饭桌偶遇时，父亲望向我的眼神，那分明是责怪我，我原本可以留在家乡，和他们一样，成为标准的官宦子弟。
　　这几年来他坚持要我考公务员，变成北京某部委里的秘书“小王”，理由依然是个面子，“隔壁家在公安部上班的孩子，春节回来政府都要专门接待”。
　　去年除夕夜，是我和父亲第一次达成一致。
　　原因很苦涩。去年是父亲最后一次冲击提拔的机会，有内部人士言之凿凿，上头今年表态要提拔父亲。有一个月，父亲每天都给我电话，说说提拔之后的工作规划。
　　年底，不出意外地，父亲又一次失败了。他颓唐地意识到，自己攀登事业巅峰的努力到此为止。他告诉我消息时，我说：“我不想像你，给别人当孙子，一辈子为别人活”。
　　沉默了一会，父亲答了声，嗯。
　　“回头想想，我的人生也算圆满。”父亲说。
　　去年，一个和父亲私交不错的省级官员突然落马，父亲去探望了他病倒的母亲。 回来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良心上不亏欠什么，不发大财，但一家人日子过得舒心，如今反腐越来越深入，没想到活到现在，大家终于平等了”。
　　午夜，父亲又在路边等我，我却什么也不想说。在我内心里，哪怕他不再是偶像，也始终是我的英雄。
　　除夕夜快乐，愿父亲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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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官二代的孩子多少不一还是比百姓小孩享受了不少的持权，至于家庭不富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当官不贪是本份也是应该的！没什么可夸奖和荣耀的。

张学久

上楼观点十分正确，清廉为官是本职，没必要赞赏，如贪腐就失本职责，应鞭挞严惩，即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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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松佬在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