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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养鱼场不远是铜锣墩,住着五户人家。无事时二舅常拉着二胡唱着民歌去串门,晚上也去乘凉。一来二去便熟悉了。人家有力气活,他主动帮着做。东家挖红薯,傍晚他一挑就是三、四担。那时没有机器轧红薯,全靠手在布满齿的创缸上“创”,二舅弯下腰一袋烟的功夫便创完两箩筐红薯。西家舂米,腿酸脚软时,二舅像救星似得的到了。他一个人能顶两、三个人。碰到人家吃饭时,叫他吃,他也不客气。人没煮饭,他回场吃。日子久了,铜锣墩的人们都不拿他当外人,有什么重事难事,喊一声二华,随叫随到。
二舅到得最多的是鲜花家。鲜花父亲那年春上死了,得的是肺结核,据说是吐血呛死的,死时面目狰狞,怪吓人的。丢下鲜花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母亲有慢性支气管炎,一咳嗽满面通红,半小时才停下来。十七岁的鲜花便成了家里的唯一劳动力。
鲜花是名副其实的鲜花,而且是牡丹芍药类的国色天香。二舅说他第一次见到鲜花是五月天,鲜花在菜园摘豆荚,乍一看,简直是天上仙女。那脸蛋儿,那身材,那个美哟,他形容不出来。他盯着足足半小时,呆若木鸡。眼珠直直地盯着,他简直看傻了,半天也挪动不得脚步。
二舅说的不假。鲜花的漂亮那是没的说。几年后我第一次见面也为之惊叹。那是我见过的现实生活中的第一个美人。身材用现代人来衡量说不上很修长,但在那个年代是高挑个儿。辫子拖到身后臀部上,轻柔摆动便是一道亮丽风景。两肩略微瘦削,细腰,圆鼓鼓的臀部,从背后便能看到一种诱人的曲线美。头发乌黑如漆,圆圆的瓜子脸,眉比现在女人们精心描画的还美,双眼皮下一双秋波。二舅说,鲜花眼眨一下,他的心便不由自主地跟着跳一下。摄人魂魄啊,他整个身心仿佛都被融入到她的眼睛里。圆滚滚的小鼻子也象工艺品,不大不小的嘴巴,一张嘴满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如白玉,说话声音象铃儿响叮当,比唱歌还好听。毫不夸张地说,电视里那些模特儿,少有能及鲜花的美丽。
二舅说那天起,他最大的愿望是每天都能看到鲜花,最幸福的事情是听鲜花跟他说话。他想方设法接近鲜花,想帮她家做事。但二舅赌誓发愿,没有半点男女之间的暧昧想法,他没有那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胆量。看到鲜花挑粪,他有意往菜园里走;看到鲜花挑水,他快步走到塘边洗手;看到鲜花挑红薯,他到地边转。他不敢说帮她挑,心里一万个愿意,嘴里不敢说。尽管他敢打任何一个男人,但没有勇气跟鲜花说话。他依然“吃弹不住”。直到有一天,天要下雨,鲜花跟她的弟弟挑红薯,他蹭到旁边,鲜花的婶娘叫他去帮忙,他才如听佛音,三脚两步帮鲜花家好几百斤红薯一口气挑完。鲜花说一声:“二华哥,谢谢你!”他快乐得灵魂出窍,一夜都没睡着。
这以后,鲜花家男人的力气活几乎是二舅包了。留他吃饭,不管有菜无菜,哪怕剩饭剩红薯,二舅都吃得格外香甜。有时做完事还没到吃饭时间,二舅故意不走,等她家的饭吃。二舅成了鲜花家的义务短工。
二舅神秘地对我说,有一次,他突然听到鲜花身上一种比桂花还香甜的香味,香得让他浑身骨头酥软,头发晕。那时没有现在这些高级香水,即使有,鲜花也没钱买。那时候女人们冬天皮肤皱裂,买些3分钱一盒的洋蜜(哈蜜油)防皲。两毛钱一盒的香脂,是有钱人奢侈品,鲜花是无论如何也买不起的。但那是千真万确的香气,透彻骨髓的香气。当时两人一人一边创红薯,二舅听得真真切切,听得魂不附体。二舅至今还没弄明白哪来的香。
几年后来我看《红楼梦》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中写贾宝玉“只闻得一股幽香,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闻之令人醉魂酥骨。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笼着何物。”我明白二舅并非虚言。大约是男女之间纯情的动物本能的反应吧,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缘分。或者应了酒海的一句名言,叫“狗走窠(方言,母狗发情),香十里,人走窠,还不止”。
然而听香归听香,二人只有在鲜花家有重活要二舅做事时才在一起。鲜花是名花有主,说了婆家的。用现在的话说是有男朋友,那时我们叫“定亲”,上门了。婆家在二舅同屋,营长家儿子,叫尹争龙,文化大革命开始营长说龙是封建迷信,改叫尹忠党。
忠党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但比我整整大六岁。他是老资格“留学生”,数学考试不及格,矮个子张老师把他叫到黑板前,一声吆喝“站正着!”趴地一腿打去,像一棵树似的倒在地下,但忠党——那时叫争龙便旋风似的快速爬起来。老师又是一腿,倒在地下又旋风似的爬起来。“下次能考及格不?”“能!”“回去写保证!”争龙上位时嘴角还有一丝笑意。有时罚到操场跑,差一分跑一圈。一年后忠党批斗他的老师,也是如法炮制,一声吆喝“站正着!”趴地一腿打去,不同的是矮个子张老师没有像旋风似的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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