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还原一段历史，让一些正派的、反派的、不正不反的人物重新活起来，然而，那些与之相关的老人大多不在人世了，想寻找第一手材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黑与红的较量，硝烟与战争的生死场让我的灵魂不得安宁，我只能在困境中寻求变通的方式，以想象复原这段历史，以及其中的鲜活人物。 一 上世纪30年代初是一个非常岁月，红军在井冈山开辟了红色根据地，处在湘鄂赣交界的鄂南山区也轰轰烈烈闹起了红军，一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邀三约五去山区参加红军闹革命。多年后，当这些人的形象在我脑海挥之不去的时候，我非常后悔父亲在世时，我为什么不与他多聊聊当年的生活。邻村李伯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领着一群同乡子弟赶赴鄂南的红军根据地。他们如何操练，如何打土豪分田地，我都不知晓，那年代，年轻人尚武，防身功夫总会有一些，所以我想，他们并没有经过太多的操练，或者说边打仗边操练，很快就进入战斗状态。李伯的魄力自然让他脱颖而出，很快做了红军连长，挎着盒子枪，穿着崭新的草鞋，在一帮毛头小伙面前威风凛凛，气意风发。八角帽、五角星、红领章，是革命激情，更是青春的象征，我不禁想起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也想到了杜鹃花漫山开遍的季节，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岁月，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就了青春，成就了希望，成就了刚毅，也成就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当成批成批年轻的身影在凶残的战火中倒下，激情与浪漫又该用怎么的代价来填补呢？ 李伯带着一群走出去的乡党，在崇山峻岭中打游击，与白军周旋，躲过一次又一次围剿，也一次又一次消灭围剿之敌。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刚刚形成燎原之势，就被一群佯装的纯粹革命者所掌控，以战士血肉之躯妄图筑起革命的长城，然而，肉身怎抵铁甲？无数年轻的八角帽前仆后继，李伯带出去的子弟兵没了，他仓皇逃回红军总部，又得到一个连的兵力，继续与白军对垒。不久，李伯新的战斗力也没了，再无一兵一卒的他，长叹一声，丢下战友残缺的肢体，脱下破烂不堪的红军服，躲过白军的重重堵截，终于在一个鸡犬不宁的深夜，回到那幢被烟熏火燎了一个世纪，大白天依然像沉沉暗夜的老房子。裹着小脚的老母亲拉开沉厚的木门，黑夜中，母亲久别的儿子瘫倒在她怀里，心里眼里全是惊恐与精疲力竭。老母亲比儿子强不到哪里，还是清着老嗓的父亲临危不乱，先将儿子藏在柴火堆里，又移至比老房子更加黑暗的、只有老鼠聚会的阁楼。 李伯的红军梦就这样被镇静的老父亲和小脚的老母亲禁锢了，两个老人在自编的谎言中，将儿子小范围推介开来——早两年，儿子贩运茶叶到四川，没想遭了土匪，被关了两年，这不，才回家，自己也差不多成土匪的样子了，造孽啊造孽！善良的乡民们权当听了一个传奇故事，道几声阿弥陀佛，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李伯在父母的监督下，务农，结婚，生子，过着无论和平年代还是战乱年代男人们相同的生活，曾经八角帽下炯炯有神的眼睛变得浑浊，激情被家事晒成了古铜色，我相信，在无数个孩子们沉沉睡去的夜晚，李伯的灵魂里一定充斥着杀伐和哀怨之声，那些与他一道寻找出路的子弟们的冤魂像火一样灼烤着他，那又能怎么样呢？他只能用更加有力的臂膀去刨黄土，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来安放自己的灵魂。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他躲过了日本鬼子的枪炮，见识了国共之间的又一次生死相争，但他的日子里只能有土地与温饱，他握枪的手变得粗砺，大掌一挥，是噼哩啪啦的牛鞭，八角帽留下的痕迹被一顶破旧的草帽代替，那只指挥过两个连队与白军作战的手枪被老母亲沉到粪窖里，成了一砣死铁，李伯的烟袋里永远装着他沉重的灵魂和饱满的烟丝，一张口便露出与烟丝同色的大黄牙。 但这种平庸并不能消除他曾经的“罪”，解放后，李伯揪了出来，成了临阵脱逃的逃兵，戴上“四类分子”的冠冕，从一个斗台辗转到另一个斗台，向革命群众交待盒子枪的去处，为什么要做革命的逃兵。这样的日子与红军时代相比，还不如来一阵爆竹般的行刑子弹更酣畅淋漓，可惜，他依然在灰暗中度过了几十年，直到戴着“四类分子”的冠冕到无罪的天国报到。 以后的以后，李伯的儿子摘去了 “四类分子” 的帽子，当了生产队队长，又做了大队的民兵连长，直到大队改为村，做了村治安主任。李伯泉下有知，该长长地顺一口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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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6-12-5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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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0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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