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落马官员忏悔：别和老板走得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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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7日，“安徽一官员忏悔：别和老板走得太近 关键时刻会被‘抛弃’” 的消息引起大白新闻的注意。文章称，“我要呼吁所有的现任官员，千万不要和老板打的火热，被他们所骗，他们看到的只有你手中的权，他们追逐的永远是利。”
      据了解，说出这番话的是安徽省滁州市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徐春雷。2017年6月26日，滁州市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徐春雷涉嫌违纪被查。8月17日，滁州市纪委对徐春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徐春雷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
      安徽落马官员忏悔：“别和老板走得太近”
      据了解，徐春雷，男，汉族，1953年2月出生，198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82年9月以来，曾先后担任安徽省滁县行署经济计划委员会科长、滁州市工业局副局长、市地税局长、市地税局党组书记等职。
      2013年2月，徐春雷退休。不过，四年后的2017年6月，安徽省纪委网站公布消息：徐春雷涉嫌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同年8月，滁州市纪委对徐春雷立案审查，决定给予徐春雷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退休待遇。
      据媒体报道，徐春雷在其忏悔书中写道：“在担任地税局长后，我十分想把工作干好。抓税收、抓队伍，努力完成地税收入任务，从我担任地税局长任内，年年超额完成地税收入任务，地税收入在全省的位次从96年的第9位上升到2009年的第2位，仅次于合肥市”。
      “那时受表扬多，有点飘飘然，认为自己很能干，从而放松了自己。在地税局办公大楼及金地大酒店基建和装修工程建设中，有的老板为了承接工程通过领导、朋友等关系打招呼，然后慢慢与我接近，开始送些土特产、赠予小额现金等，让我的思想放松警惕”。
      徐春雷还说，“我从逢年过节2000元、3000元的礼金收起，到有人第一次给我1万元时，我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当我收了第一个1万元时，我对照《刑法》受贿罪5000元立案的标准，参照别人受贿1万元被判处实刑1年的判例，认为自己已构成犯罪，十分惶恐”。
      “但另一方面又自我安慰，收1万元没人知道，也不是什么大数，下不为例就行了。但紧跟着第二个1万元又来了，一次次的紧张，一次次的自我原谅，我的思想在收和退的泥潭里挣扎”。
      “最后终于平淡了，认为守住1万元就行了，根本没有考虑会有算总账的一天。随着和老板们的频繁交往，吃喝玩乐，渐渐把他们当做朋友了，越来越放纵自己，对他们的金钱来者不拒，甚至主动要他们安排消费”。
      忏悔书中还写道，“当纪委开始调查我时，我听到风声就打电话给金地大酒店第二任承包人，叫他不要乱说，又叫他打电话给第一任承包人，也叫他别乱说。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曾给我多次送钱的工程老板说纪委找他调查时，他只有实话实说。”
      “我急了，连忙开车去找他，他见到我就说‘我知道你会来的，不就是纪委调查你吗，我和你混了这么多年，其实也没搞到多少钱，占你多大便宜，就给了你点小子弹（金钱）。’他伸手比划了一下，我一听心凉了，商人趋利避害的一面暴露无遗”。
     最后，徐春雷忏悔道：“我退休了，在他眼里完全没有利用价值了，我要呼吁所有的现任官员，千万不要和老板打的火热，被他们所骗，他们看到的只有你手中的权，他们追逐的永远是利”。
      多名官员被举报落马，商人媒体人举报多
      早在2014年，人民网曾发布一篇题为《近两年20多名官员被举报落马 商人媒体人举报多》的文章。文章通过数据分析了从2012年至2014年较受关注的实名举报后直接或间接导致官员落马的案例，大概有20多起。
      据了解，该文章从举报人身份、举报内容等进行梳理发现，在举报人中，商人、媒体人等占很大比例。此外，2013年，红网也曾经发布过一篇文章——《别把商人实名举报官员当闹剧围观》。
      该文章提到了两起案件，起因都是由于商人的实名举报，而且又都摆出了一副“死磕”的架势。文章还称，不要觉得两个商人“嫉恶如仇”，其实所谓的“商人起义”，不过是“人为财死”的私心加上“鱼死网破”的冲动，叠加起来，最终引爆的一场官商勾连的丑闻。
      一般来看，有的商人起初满怀希望地靠上官员的大树，不但送钱送物有的还进行性贿赂，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官商关系把自己请托的事情办好。然而，这种用不正常方式来攫取个人利益的手段，在法治环境逐步健全的形势下，越来越不好使，商人的投入很可能会打了水漂。
      可见，不管是官商关系的形成，还是在比较热络的时期，那种单纯以利益交换为目的而形成的官商勾连，本来就存在致命的“死穴”，一旦利益输送链出现了断裂，彼此不能相互满意，一拍两散乃至于反目成仇也就顺理成章。
      然而，商人之所以敢于实名举报有些官员，除了对于目前反腐倡廉的大势有所认同之外，看起来又好像是“铤而走险”的被逼无奈之举。在官商关系的图谱中，商人看起来似乎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由于想获得“官场资源”并能从中得利，商人会通过各种渠道来搭上官员关系，不断地用利益来加固。但是，随着官商交往的深入，若掌握官员的“小辫子”，官员与商人之间的位置则会出现变化，商人不再继续弱势，反而对官员指手画脚，甚至成为“地下组织部长”。
      不过，广东省纪委书记在告诫领导干部时曾经说过，“从查办的案件来看，没有一个老板会舍生忘死地保护干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官商勾连这种关系的脆弱性。
      现实中，涉案官员不会得到有些商人的“拔刀相助”，还会由于收钱办事不力而被商人从背后“捅上一刀”，发生这种情况，不是商人不讲义气，也不是官员交错了朋友，归根结底，是这种纯粹以利益为纽带的官商勾连不可逃脱的宿命使然。
      评论声音：新时期亟须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8月25日，中国经济时报刊发了一篇辽宁省政协委员、民建锦州市委主委康杰所写的文章——《新时期亟须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文章称，政商关系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必须面对的话题。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商交往在所难免，我们既不能将政商完全隔绝开来，也不能容忍消极、腐败、堕落的政商关系继续存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构建积极、健康、向上的新型政商关系。
      建立健康良好的政商关系，必须处理好权力与市场、权力与企业、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关系，按照“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的要求，以改革为动力，以法治为保障。
      文章称，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政府应做好五项工作：真诚服务企业发展、加大企业扶持力度、畅通政商沟通机制、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文章还提到，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领导干部应做到三个坚持：一要坚持公私分明，二要坚持亲而不疏，三要坚持清而不浊。
      文章第三部分则提出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企业家可采取的五项措施”。
      一是要“立高位”。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广大企业家在谋划发展、布局产业方面，应该站在政治高度去思考，全局高度去谋划，战略高度去定位，前瞻高度去布局，创新高度去规划。
      时刻关注政府重点发展方向，聚焦战略发展的重点领域或重点工程，这样就能抢占政策支持的“头班车”，坐上产业发展的“头等舱”，成功获取政府关注与重视的“头把交椅”。
      二是要“攀高亲”。未来以市场化为主体的各种协会、商会、联盟将成为政府重点课题、项目、政策、资金等资源输出的关键承接载体，各领域企业应结合专长采取搭建高端平台、联合高端机构、建立高端组织、借助高端资源等方式，积极通过自身创建与攀附“高亲”的形式，做好承接政府政策“惠泽”的平台。
      三是要“引高人”。对于广大企业来说，要想抢先获得政府的支持，必须在行业内占据“领导”或“领袖”地位，如技术处于创新领先、创新模式处于市场先导、管理水平与经验可全局推广、发展速度与规模处于行业“老大”等，说白了就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干事创业上，瞄准行业前沿，选准发展方向，加强自主创新，推动健康永续发展。
      此外，企业要切实转变“跟在政府后、围着政府转”的计划思维，破除等政策、靠关系、要项目的被动消极思想，要立足自身优势，培养和引进业内专业人才，大胆闯市场、趟路子，提升自身综合竞争实力。
      四是要“用高招”。随着我国惩治钱权交易等非正常政商关系的力度不断加大，政府与市场之间、政策与企业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清晰、分明。因此，如何搭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方安全平台”，并实现政商需求与资源的“绿色化转换”，是处理好新形势下良好政商关系的关键。
      总的来说，企业应采取积极措施，拉近与政府、政策之间的联系，如企业可用承担国家产业课题、重大攻关专项的方式，联合高端研究机构因地制宜地开展新项目、新产品的研发，这样一来，既为政府项目研究贡献了力量、承担了社会责任，又通过这种形式达到了了解国家政策、对接国家战略、创新企业发展的目的，达到了获取政府支持的效果。
      五是要“谋高效”。健康的政商关系要遵循“共荣、共赢”的原则，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企业自身寻求快速的发展，通过占据产业技术高地（创建技术研发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等），从而抢占产业发展先机（形成产业发展集群或园区、成为产业龙头或领袖企业等），进而使企业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勇担社会责任的“脊梁”（安置职工就业、贡献财政税收、奉献优质产品、建设良好文化等）。
      如此一来，企业必将获得政府的肯定、重视及政策的倾斜，建立积极、健康、向上的政商关系也就水到渠成了。［资料来源：人民网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