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死后

炮手老江

        曾经，我就我兄弟在重庆西南医院就医死亡一案作出了部分披露；而有人就此百般吹毛求疵；而有人就此认为是我家私事，不足常言；但我认为：该事件却是反映了时代的真貌······。
      一，求助
      在2011年11月28日，远在安徽宿松的我，接到从重庆老家幺兄弟媳妇的电话。兄弟媳妇在电话中，以约带哭腔声音向我哭诉：“江礼勇因结石在重庆西南医院作手术死了；现在医院要求我将死者拉回家；开始我不同意，但后来医院同意给2万元补偿。哥哥，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我问：“你们心现在在哪里？”其答：“正在西南医院。”我说：“请那个主治医生接电话。”
      那个主治医生李为兵接过电话。电话中，我问道：“死者死亡原因是什么？”李答：“是结石中的细菌毒素入血导致脓毒败血症，进而导致多脏器衰竭而亡。”
      我问：“结石仅仅是一种化学，物理病变；何来细菌毒素？”
      李为兵医生约停顿，回答：“因结石梗阻，梗阻部位已经感染。”
      我反问：“既然已经感染，显然你们在感染没有得到控制时实施手术，就必然会导致细菌毒素入血。所以，你们的手术显然不当。”
      李答：“任何手术都存在风险；且患者家属已经签订了手术风险同意书；所以，我们医院只能从人道主义方面给与补偿。”
      我说：“手术风险同意书并不能免除你们违规实施手术的责任······”
      李答：“那你们就看着办吧！”
      兄弟媳妇詹兴慧接过电话，哭着说：“哥哥，你回来帮帮我吧！”
      回忆起兄弟和兄弟媳妇矮小的身材，从事那些与其能力不相称的沉重劳动；回忆起他们经常被人欺负的事件；回忆起他们二人在我回家时对我的真诚款待，我毅然回答：“好，明天就坐飞机回来。”
      第二天晚上7点，当我从重庆两路口机场的出口走出来的时候，等候在出口的5—6个亲戚热情接待了我；晚饭有两大桌人。
       饭后，经众人商议，决定先协商解决。
       封存病历
       第二天，我，侄子，和我的姐夫刘启明，一同来到重庆西南医院的“法治办公室”——一个专门解决医患纠纷的医院机构。在我们说明来意后，该机构的一个女办事员愤愤地说道：“他们泌尿科经常出纰漏；这不，又来了！”
      根据规定，我们要求封存该案病历。那个女办事员就电话通知其院泌尿科a区的医生将病历送来。在足足等了1·5小时后，仍不见有人将病历送来；于是我就叫侄子去催促。
      侄子江智声找到了主治医生李为兵；李为兵就叫其助手将病历送来；侄子也就跟随其后。然而，在侄子走出电梯后，却发现那个拿着病历的助手不见了。侄子以为助手先行到了其“法治办公室”；但到“法治办公室”后，却不见其人。
      在又等了30分钟后，仍不见其人来；于是，我决定再到其泌尿外科去看。在见到主治医生李为兵后，我愤怒地指责李的做法高度有修改病历的可能；并要求对此经过作一个“备忘录”。
      然而李为兵断然拒绝。后，李为兵吩咐护士：“你去把病历给他们。”
      在我们跟随护士来到一间屋子，护士打开房门，我看见一张放着电脑桌子上，一个女子趴在桌子上，抬起头，揉了揉眼睛。在听了护士的来意后，其将病历交给了我们。
      在双方见证下，在从上午10点钟到午后1点，病历封存才完成。当然，我也复制了一份病历。
      协商
      医院的代表是那个自称既是律师，又是医生的重庆均儒律师事务所律师余静波。在于其协商，谈判中，余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说已经使其口角沾上了白沫；当我的质疑提出了后，他并不作正面回答：或引开话题；或以人情世故辩解；但其承诺：更改“法治办公室”的最高2万元的补偿，医方除免除5万元医药费外，另外给与5万元补偿。
      开始，兄弟媳妇考虑到西南医院的显赫地位，其与地方法院的关系，就同意了余的条件。但是，我出于对法律的信仰；出于对那个医方律师余静波的一句话：“如果患者真的是患有“肾积脓”，那医方实施手术肯定就是错误的”；而病历明确记载：“补充诊断，右肾积脓”，我明确表示拒绝该条件。
      在我将兄弟媳妇单独与其商议；一再说明医方的重大过错；诉讼完全有可能胜诉后，她才同意以诉讼解决该争端。
      递交上诉书
      在经过求教泌尿科专家，包括重庆市大坪医院，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宿松县人民医院泌尿科的专家；
      研读了《民事诉讼法》，《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重庆市《司法鉴定收费标准》等等其他相关法律文书后，我书写了起诉书；并提交给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主审法官王梁；而王梁的助手，那个女书记员，竟然是我在重庆市政法大学教书的侄女的学生；而通过这一关系，我向承办法官王梁一再表明：不求偏袒，只求公正裁判；而王梁也信词旦旦表明：一定公正办案。
      在法庭通知双方共同见证解封病历那天，西南医院代表在人们等待好久之后，才姗姗来迟。
      第一次司法鉴定
      根据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的规定，王梁向我提供了在重庆市的几家 鉴定机构；并叫我任意选择一家。我考虑到西南医院在重庆的势力，拒绝接受该提议；并提出要在外地选择鉴定机构；理由是：法规规定：司法鉴定不受地域限制。承办法官王梁表示同意；并建议可以到上海，广州去鉴定。
      在与王梁告别回到兄弟家的路上，王梁电话告知：沙区法院领导不同意我的要求；只能在重庆市的鉴定机构选择。我指责王梁出尔反尔；王梁无奈表明：这是院领导的意见；如果拒绝法院要求，你们原告将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我表明：约见你们庭长王东友。
      一日，与民一庭庭长王东友会见在沙区法院的广场；人员稀少的地方。会见中，我指责沙区法院的这一做法，显然违反法律规定；使我高度怀疑你们法院与被告，鉴定机构有不可告人的关系。
      理屈词穷的王东友庭长并不作正面回答；说了几句离题的废话后，谎称有事，就匆匆离开。前后会见不过一分钟。
      迫于沙区法院的强势，我只得同意了沙区法院的无理规定；随意选择了在重庆市一家名叫“法正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而王梁通知：鉴定费要8000元；并叫原告先行支付交给法院。我向王梁表明：该鉴定并没有8000元的规定；但王梁说：“你认为不合理，你可以向重庆市司法局反映”；鉴定所不归法院管。考虑到官司赢了鉴定费归被告付，我就作罢。
       在双方到重庆市“法正司法鉴定所”的那天，那个貌似端庄的主持人首先发言：
      “由于患者已经入土，所以本鉴定所不能就患者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只能就医方在医疗中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请问：你们是否同意在本所进行鉴定？”
      我说：“在未鉴定之前，你鉴定人首先排除了被告可能承担的主要责任；这显然具有先入为主的故意；所以，本代理人拒绝在你鉴定所进行鉴定。”
      后，散会。
      第二次鉴定
      吸取第一次鉴定的教训，经过我的再次选择的那个在重庆的名叫“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会上，鉴定人杨石夏女流首先发言：“根据沙区法院的委托，本鉴定所对江礼勇死亡一案进行司法鉴定；所以，本所只对沙区法院负责；对其他人等所提出的问题，本所慨不回答”；而后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表明：“委托人：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据此，我根据法规： “司法鉴定实行谁主张谁付费的原则”，要求沙区法院退还8000元鉴定费；但王梁以“这是人民法院依据职权实施的鉴定。”
     我驳道：“你的回答与我的主张并不是同一慨念：就算你的回答正确，但这是法律规定的谁付费问题，而不是谁是否有权决定进行鉴定的问题。所以，你的回答显然是在偷换慨念。”
     后，王梁仅以无关话语搪塞。
     （续：一审花絮）

炮手老江

可以看出：案件一开始就被被告和法院非法左右。这也显示被告西南医院与沙区法院长期结成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