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学，之后

炮手老江

      在60年上半年，我读小学五年级上学期。
      一天，学校组织全校到镇大礼堂听报告。同学们排成单人队伍，浩浩荡荡向大礼堂行进。我背着我逃学一个下午，在父亲的工作的厂里，用厂里的缝纫机几经努力才做成功的，皱皱巴巴的书包，也夹杂在队伍中。
      突然，我的同班同学周金海，一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从后面跑过来，顺手扯下我的书包，继续往前跑；嘴里还嬉笑着。
      我怒不可遏，立即追上去。眼看就要追上，周就将书包扔向路边下的菜地。我继续追他。这时女班主任，一个矮小个子的任孝育老师，拉住我，严厉命令我立即归队。我气喘吁吁地诉说事情原委；要求周把我的书包捡起来；但任老师不予理会，拉住我不放；我用力一推，任老师一屁股坐到有些稀泥巴的路边。任老师火起，站起来，责骂着。
      眼看周已经远去，我只好回头自己去把书包捡起来······。
      第二天，早上的一堂课，我坐在教室，看见副校长方切和任老师一脸严肃走进来。我顿时感觉不妙。
      方校长首先讲话；他就昨天的事情说我目无师长，打老师；并就他所知道的调皮学生干的坏事，恶作剧，都认定为我是其中之一的肇事者；特别是他举例说：
      “你江礼平曾经把菜蔬社的南瓜挖开一个洞，拉屎在里面，然后又把南瓜口盖上”·······。
      我也听说此等恶作剧，但我根本没有干过；想到昨日的冤屈，加上今天方校长的信口开河的诬陷，我以不大不小的声音抗议道：“放屁！”
      这声音如同惊雷，惹得方校长怒吼道：“停学！停你江礼平的学！·········”
      我慢慢站起来，收拾好我那皱皱巴巴的，还有点血点的书包（剪刀划破手指留的），在同学们有点惋惜的目光注视下，一步一步走出教室；在郎朗的读书声拌送下，我眼角有些湿润，依依不舍走到能够看到我心爱的学校最后一眼的地方，回头看了看那些教室，在高大的桉树中；在明媚的朝阳下；在郎朗的读书声中，是那么美丽；是那么令我神往，不舍；别了！我的同学；别了，那个令我崇拜的自然课的彭老师！别了，我的母校！
      在我停学回家的两天后，父亲才知道我被学校开除了。父亲没有过多责备：在那个人们饥肠辘辘的年代，人们对知识没有多大的期待；而现实中的温饱，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因为那时人们都被集中营式的“公共食堂”禁锢，吃了那点食堂可怜的饭菜，回到家，为了度过漫长的冬天，父亲总是要生好火炉，全家人围坐在火炉边烤火取暖；而邻居的大人小孩，有时也来沾光；其中有我暗恋的那个她。
      记得父亲有一句话：“火是个好东西”；而为了父亲这句话，我几乎天天都在父亲回家前将炉子生好火，等待疲惫的父亲回家享受这个“好东西”
      因为我不上学，就主动到河边的“渝北酒厂”去捡没有完全燃烧透的“二煤”；但不久，酒厂倒闭了，没有“财路”了。
      邻居中我的一个比我大一点的伙伴家有7口人。因为有年迈的奶奶，家中也常生火取暖；但他不去捡二煤；除了买一点煤外，大都是他们兄弟去“搞煤”。在他的带领下，我也跟他去“搞煤”。
      那时，公路边，机械厂边，煤经常有容易“搞”；后来人家防备了，就难了。
      大多数时间，我学会跟父亲一样，去开荒种菜；或是到新华书店去看那些摆在架子上的书。有科技小品类，文学类，诗词类；而这些书，肯定一时看不完，我就如同“搞煤”一样，也“搞”回家，慢慢细品。
      那个卖书的女孩，是我读书时二班的同学；她是临时替她姐姐看店。或许是人熟，她总是笑眯眯看我来；看我坐在地上一看书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有时还搭讪几句话。
      后来，父亲跟厂里达成协议，自己独立开弹棉花铺。我就有了新的事做了：跟父亲一起弹棉絮。其中，姐姐在空闲也参与其中。
      再后来，父亲再婚了；我们就是三个人弹棉絮了。
      出于对日久一日的重复劳作的厌烦；出于看见我曾经的同学已经读初二了的羡慕；更出于对知识的渴望，我向父亲提出：13岁的我要读书。
      父亲开始表示不同意，但我说：“不读书我也不弹棉絮”。其中，父亲的朋友（也是弹棉絮的个体），人称“向弹花” 劝说：“孩子，你弹几年棉絮，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
      我坚持己见；父亲也不同意向师傅的好意；说我还小。继母帮我说：“就让平去读书吧！我们大人辛苦点！”父亲终于同意了；但提出：要读书，不能再去读小学了；只能去读中学；只要我能考得上中学。
      我坚定地说：“我能”。经过我十几天的自学那一年半的小学课程；经过父亲苦求那个街道主任，那个主任才开具了“同等学历”的书面证明，开始报考“江北一中”，但校方不接受；后来报考“水土民中”，校方接受了。
      考试后，我继续与父母弹棉絮。一天，父亲问我：“平，你到底想不想读书？”
      我一听，就知道我被录取了。继母笑着说：“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我眉开眼笑接过继母给我的通知书，连声说：“好了，好了！”
      父亲就此提出一个条件：除了要种好菜外，抽空要帮助父母弹棉絮；特别是星期天。
      我连声答应：“要得，要得！”
      继母也说：“忠禄，忠昌（继母的两个儿子）他们也一样。”
      从此，我开始了求学与劳动并举的少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