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以来,“战时状态”一词常见诸各地新闻和一些地方政府的疫情发布会上——即便只有零星病例的安徽庐江、山西晋中等地区,也如此动员。针对此滥用“战时状态”的现象,大陆《新华每日电讯》和央视新闻均发表评论,认为不仅不利于抗疫大局,反而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虽然这种“战时状态”指的是疫情防控的战时状态,更像“紧急动员令”的一种比喻性说法。 《新华每日电讯》评论称,滥用“战时状态”表述,可能传递错误的信号,在群众中制造不必要的恐慌,甚至催生谣言、抢购等失序行为;动不动就喊“战时状态”,也容易麻痹民众心理。“狼来了”喊多了,哪天“狼”真来了,真的进入较为紧急的状态,反而会丧失应有的警觉;滥用“战时状态”表述,也有懒政之嫌。 央视的新闻评论则表示,《国防法》有明确规定,非经法定程序不能宣布进入战时状态,而履行相关程序前,也需要全面评估,准确判断,不宜动辄就称进入战时状态。 应当说,这两篇文章评论得都很中肯。各地政府严格防控疫情的态度没有错,但采取怎样的措施,则需结合本地的情况和疫情,对症下药,不能无限制地盲目提高调门。大陆媒体批评各地滥用“战时状态”,其实批评的正是防疫中的形式主义。一旦有了“战时”的名头,即使出现一些简单粗暴的扰民行为,也变得理直气壮了。有了“战时”的名义,法律和舆论好像就都不用在意了,一些社区、一些机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已不仅仅是懒政了,而是权力的滥用。 我们看到,一旦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各地总会出现一些过度防疫,甚至是暴力执法的行为——比如前些日子就有视频,河北一位司机在新疆库尔勒中石化加油,却被拒绝了,在司机的质疑下,工作人员回答:是社区不让加。像这种行为,实在让人无法理解。不给加油,车和司机就无法上路,如果他真有感染嫌疑,这么做等于给当地增加了风险。至于不许来自疫情发生省份的客人住宿、吃饭,随意封门封楼封小区、随意关停商铺等事,更是屡见不鲜。 此外,各地还出现了不少诅咒式、谩骂式标语,看得人触目惊心。虽然这类标语被拍了发上网后引来的多是网友嘲笑,但不能不说这类标语与“战时状态”从某种程度上是血脉相连的。当满目所见皆是这类“战时状态”下的极端或诅咒之声时,等于把所有人的灵魂变成了可供随意入侵的荒芜之地。 在当下,减少聚集和流动,是重要的防疫手段,但也不能因此剥夺民众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即使封城也要做好各种宣传,让民众有应对的准备和时间,否则就会给一些民众带来更大的困扰。 疫情一直时有暴发,确实在改变实体世界的一些规则,也在改变我们对公共空间的认知。但如果为了防控疫情,而把每个人都看作潜在的携带病毒的“可恨者”,让所有人都把“他人”视为最不安全的因素,甚至是潜在的“敌人”,显然也不是我们需要的生活状态。诸如,一旦某地出现疫情,民众除了基本的生存权,其他一切权利似乎都被剥夺了,所有市民被移交给社区管理;除了活着,不能有其他任何吁求,哪怕过去看来极正常的一些要求也无法提出;你还必须默认这一切是“对的”“必须的”,并主动遵守所有规则;一旦你动了像过去一样生活的念头,就会被视为违法,甚至遭到众人的指责与嘲笑;而疫区的民众,也会被其他地方的民众歧视,无论你和疫情有没有关系,可能仅仅因身份证的户籍地,就失去行动的自由…… 这些乱象之所以出现,不能不说和“战时状态”的思维模式有一定的关联。如果任由这种思维模式蔓延,即使控制住了疫情,民心也会变得四分五裂,等于消解了共同抗疫、重获美好生活的愿望。这么做称不上是严防严控,而应被视作一种不负责任的胡作非为。 前些日子,河北省公安厅等七单位就针对个别地方出现的过度检查、层层加码的情况,下发了关于道路交通管控的《七项禁止》的通知,禁止以硬隔离方式阻断国省道路、高速公路,禁止在国省道路市、县交界处重复设站检查,禁止对低风险地区车辆进行双向劝返,禁止阻塞高速公路出站口车辆通行,禁止要求应急物资运输和民生保障车辆办理本地通行证件,禁止车辆防疫检查措施层层加码……可见,如果无视实际情况,盲目将防控措施扩大化,不仅不能有效防控疫情,反而会给社会和民众添乱。 一年来,各地政府在抗疫过程中,已积累了大量行之有效的经验,即使有局部疫情暴发,相信只要按照管理预案做到精准防控,肯定能控制疫情的蔓延。所以,在这个“后疫情”时代,更应考虑的是如何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如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等,明确在紧急状态下如何授权和监管地方政府紧急状态下的权力、如何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宣布“战时状态”“应急状态”需审慎合法,符合一定的条件。各地政府更需要常态化地防控疫情,在管理细节上多下功夫,不能盲目扩大化。如果政府杯弓蛇影,就会让民众风声鹤唳。如果总是出现过度的防疫行为,时间久了,极易让民众和政府处于紧张状态,也会影响政府公信力,给疫情防控带来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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