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前言、后记、序、跋、读后感
前 言 三十年前的一天，在安庆参加汉语言文学考试的考场上，读到鲁迅先生的《立论》。那以后，这篇文章就一直没让我忘记过。今天，在提笔行文时，我突然想到，应该搬出先生这篇文章： 立论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 一九二五年七月八日。 《立论》最初发表于1925年《语丝》周刊第35期,后来鲁迅将其收入散文诗集《野草》。《立论》不仅讽刺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的人生世相,更重要的是,作品对圆滑世故的中庸主义处世哲学及其赖以寄生的社会展开了无情的揭露与嘲弄。 80多年过去了，“许谎”进化为忽悠，得“好报”；而“说必然的”，因实话难听，却“遭打”。这不，我就亲历了如此境遇。宿松县2003年8月启动二轮志书的编修，当时，除了我是1999年6月来到县志办并专门赴复旦大学歷史系进修了之外，其它所有人都是县政府临时聘请过来的。从工作出发，我对聘请来的主事者们有过善意的建议，有过碍耳的诤言。因而，他们认为，这有损于自己的权威。于是，工作中，不时给我过不去。后来甚至发展到干脆把我晾起来。他们采用“许谎”、“忽悠”、以至“蒙骗”等手法，或者官升多级，或者由乡进城，或者安排了子女就业，或者获得县委、政府表彰。对于这些，我不嫉不妒。我想，你们得“好报”也就“好报”去吧。然而，他们花了纳税人数百万元巨款，却弄出了个错误百出的志书，这却让我不能袖手旁观了。于是，我不由地编写起《〈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来。 这是一本重在指出二轮志书主事者问题的书。 2003~2004年，县政府为了续修《宿松县志》（1978~2002），先后聘请了八人参与此项工作。今天，在这里，除了主编之外的七人都参与了《〈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的编写或审稿。不了解情况的朋友可能会问，你们这样做，太不应该。为什么在当时不把存在的问题提出来，而偏偏要事后诸葛呢？朋友们的善心好意我理解并感谢。但朋友们的问题，我想还是让书中的陈述告诉答案。 这是一本摆事实说道理的书。 摆出事实，辑存文件，提出观点。白纸黑字，相信读者们会明断是非的。我不能说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但我敢于保证，我尊重事实，尊重道理。这里，我还强调一下，愿意听取批评、意见。我所摆出的事实，欢迎大家考究；我所说的道理，愿走出书斋，任公众评说。 这是一本揭示二轮志书编修工作事实真相的书。 曾几何时，县志办的那兩个主事者，对任何有悖于他们的意见，均无一例外地大加挞伐。摔椅子，我们可以忍受；拍桌子，我们可以扭过头去；打人，我们可以不还手；骂人，我们一直不还口；甚至扣发稿酬，我们也只是忍气吞声，任其胡为。但他们漠视领导要求，作践纳税人劳动，借工作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以致让事业蒙受巨大损失，这使得我们不能不奋然挥笔，哪怕用鸡蛋碰石头，也要向公众揭示出二轮志书编修工作事实的真相。 这是一本古今中外方志史上绝无仅有的书。 2003年在县志办业务工作会议上，主编曾言：“我们要通力合作，认真地搞好本届志书编写。1990年版县志，出书后仅一年，县政协文史委就出了一本《新编宿松县志考评》。当时，我就曾经是考评者之一。这次我们的县志，如果出版后，又有人考评，我们就都没面子了。”不曾想，这次的考评，是除了主编之外的所有当事者所为。而且，“考评”伴随着本届志书编修的全过程。 这是一本人文荟萃的书。 稍微有点“志”识的人都会知道，文学艺术是志书的重要内容之一。翻开本县历届志书，没有艺文篇的，本届志书也算一项破天荒的独创。然而，这种无视文化的独创，“创”得很是让人心伤。其实，本届志书设立《艺文精选》，是经工作会议决定了的，并且让我出面与《宿松周刊》、宿松电视台等单位联系公告、公示过。但后来，他们几个主事者，擅自撤了这章。这次，我跑上海，讯北京，函合肥，进城乡，征集到乡贤、乡彦、乡友三十二人的近千余首（副、篇）诗、词、联、文。庆幸的是，在大家的关心下，我虽然有些力不从心，但总算竭诚地补起了《艺文选粹编》。 这是一本成功践行读志用志的书。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少时候，不少地方，不少人冷落了文化，疏远了历史。但参与本书写、审稿的同仁们，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甘得了淡定，坐得住冷板凳，甚或受得了歧视、打击，坚持怀着一颗对历史、事实、道义、社会、人民负责的赤诚之心，殚精竭虑、忍辱负重地对《宿松县志（1978~2002）》纠错校正着、考证求真着、拾遗补缺着…… 这本书，如果说，它对本届县志有点亡羊补牢的作用，功劳是属于所有参与本书写稿和帮助审稿的人以及那些关心关注家乡历史文化工作的人。 编 者
后 记
《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与大家见面了。 这是一本与《宿松县志（1978~2002）》相生相伴的书。说它“相生”，可以认为，自从2003年当时的县委、政府确定本届县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和二轮县志主编的人选开始，它也就必然地注定了自己与《宿松县志（1978~2002）》成为孪生兄弟的命运了；说它“相伴”，是因为它曾经伴随在二轮县志工作的各个具体时段中，并且将会长久地伴随着读者为 《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 这本书的题辞书画，倾透着长者、朋友对家乡历史文化工作的关心、帮助、支持、厚爱； 这本书的序言撰写，体现着几代文化人明锐慧眼、卓越见识、精深思虑、渊博学识及其敢于担当的道德情操； 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对人民的忠诚，对工作的热爱，对事实的尊重，对历史的负责，对社会的奉献； 这本书的编排构架，表现着编者为寻求正义、追求真理、探究事物真相而敢于较真的痴傻精神。 不少领导、朋友，在审读过书稿后，或当面，或书信，或电话开导编者，要去情绪化。编者在理解和感谢他们的真心、诚心、善心、好心的同时，还是仍其情绪着。这是因为，编者在生活和工作中，向来不事雕饰，为人为事为文，往往总是喜欢磊落坦荡，无遮无掩。再说，就是在理论或实践中，编者也一直主张，宁可真诚地世俗，决不虚伪地崇高。更加上，在这里，编者意在竭诚地还原历史真实，也必须把一个皮袍下面裹挟着“小”的真实自己无保留地裸露给大家。编者就是这样，一方面，率真地情绪化着；另一方面，努力认真地工作着。编者晓得，自己人微言轻，力量有限。为了工作，面对着无辜遭受到的打骂、整治，只能情绪化地哼两声，哭一嗓，写几句。就是在他“哼”、“哭”、“写”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不要因为自己而贻误工作。韩愈曾言：“物不平则鸣”。如果说，面对歧视、排挤、不公，连“鸣”一下也不行，那编者是不能接受的。编者任何时候不期望好心人的同情，但也决不惧怕俗世中人们的责骂。他懂得，话，要说；理，要讲；事，要做。他知道，天地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正能量永远是充盈着的。 编者清楚地知道，自古以来，忠正坦诚之士都会境遇不顺，路途坎坷。文王拘，仲尼厄，屈原遭逐，左丘失明，孙子膑脚，不韦迁蜀，韩非囚秦……诚然，编者没有古圣先贤的本领才学，但他的血脉里，流淌着古圣先贤们向上向善的滚烫血液；他的骨子中，烙印了忠正之士们爱民爱国的高尚精神。于是，在世人都不愿得罪个人而不怕得罪众人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舍一己私利于不顾，而以公众的利益为自己的生命。 编者理性地看到，自己工作上的反对派总是用显微镜寻找他的过失，用放大镜扩张他的缺点，但无论如何，这些年来，编者虽然经受过风雨坎坷，但仍然是昂首前方、安然无恙、乐观旷达地一路走来。工作中，惯于苦往肚肠咽，累用身板扛，屈往心里藏。而展示给公众和家人的，永远是阳光笑脸。编者庆幸，他的面前，有各级开明、正直的领导支持、呵护；他的身后，有成千上万善良忠诚的人民的力挺、帮助；他的家中，有纯朴、忠厚、勤劳的从不奢望编者为他们谋得不正当利益和非分享受的亲友们。 今天，编者深深地意识到，自己更应当爱岗敬业，在工作中还要竭诚努力地多干事，认真地干好事，争取干成事，以无愧于人民给他的俸禄。因为，他明白，自己还是在童年时代，1964年，曾在县人委、报社、党校工作过的父亲就在岗位上病逝，是人民用乳汁把他哺养大，他必须知恩图报；“明天，太阳照样升起”（引语为十八党代表张海迪女士一篇文章的题目。该文在人民网上可以查看到，亦可以在“廖理南的新浪博客”中找到）的时候，他要用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迎接黎明。 这里，应当特别一提的是，编者不拘俗套、反常规地凭自己的直觉，约请了自己至今仍然没有谋面过的孙立周、邬海波 、江伟等三位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少壮派后生为本书写《序》、作《跋》、撰《读后感》。他们仅在网络上查看了相关信息，即洞察幽微地看到问题，高屋见瓴地大发宏论，鞭辟入里地评点剖析，……由此，人们将会十分高兴地看到，正直、正道、正气，普遍地蕴藏在世人的身上；善良、善意、善念，广泛地植根于百姓的心中；担当、负责、仗义，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品德情操！ 通常情况下，一件著述成果面世，其著述者都会很高兴的。但这本著述从孕育到诞生，编者和他的合作者们却一直都是痛苦着、焦虑着、伤心着、无奈着……特别是当它将要走向公众的时候，他们为没有能力、没有时间、缺少经费最大限度地尽到“勘误拾遗”的心愿而抱憾着…… 最后，借此机会，向所有关心支持编者和他的同仁们的各位领导和朋友们表示感谢！是他们，识见了编者的仁智，宽容了编者的个性；向为本书写稿、审稿的同仁们表示感谢！是他们，为了道义和事业，与编者在交流中真诚沟通，在工作上愉快合作；向为编者创造了本文写作条件的二轮志书的主事者们表示感谢！是他们，让宿松的文史长廊里，增添了这本耐人寻味的书！ 欢迎大家批评！ 编 者
德、才、学、识是编史修志者的必备条件 代 序 李克强
理南是一位用心工作的人。他当教师时，自费编印赠阅《习作点评》。这对中小学生来说，是件有启迪、有鼓励作用的工作。社会反响很大。 他调到县志办工作，创编《县情研讨》，多方搜集，深入发掘乡土文化资源，如对黄梅戏发祥地的问题，关于古雷池的归属问题，费力不少，收效很大，旨在为松兹大地增光生色，提高其知名度。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想做出一些亮点，这对一些因循守旧之辈，无疑是一种冲击 。说也不奇怪，是猴子，都得要在地面上爬行，一旦有猴子站起来行走，群猴非要把它弄死不可。他偏偏要站立而行，于是骂声四起。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群必毁之，势所必然，理所固有也。 他编撰《理南文论》，言人所不愿言之事，无异是在大海上故意触礁，是在地上故意踏地雷，这是何等气概。他不卑俗，颇有点儿所谓国士心肠。有人目之为“怪”。誉之者有之，毁之者亦有之，他非蝇营狗苟之辈。 他为人好讲实话。中国一些人德性很坏，好为尊者讳，为权者讳。他偏偏不为之讳。因此遭受忌恨。由于近代历史原因，许多人不敢讲真话，其结果是“假作真来真亦假”。这是历史的悲哀！ 他对于新编县志提过不少意见，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宿松老乡，对于新县志，亦颇有微词。作为当事人，应该重视，组织人力，进行匡谬正俗，纠偏补漏。应该对历史负责任，千万不可讳疾忌医。修志是件浩大的文化工程，关乎后代，非认真不可，不是某些人面子不面子的事。欧阳修是古代大家，与宋祁修《唐书》，独撰《新五代史》，他说自己不怕今人怕后生。一部《康熙字典》由康熙帝主持修纂，并写了序言。书成后，学者王引之指出了许多谬误。既要尊重皇帝、大臣的面子，又要尊重事实，后来把纠谬资料，附录于书后算是圆满收场。人啊，要深思！ 关于志书的事，我还是有话要说的。在中国历史上比较明确讲到史学评论标准的是唐代刘知几。他在论史才、史学、史识及其相互关系时，认为史家须有“三长”，因而史才难得。他把史学工作分为三个等第：第一等是“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如董狐、南史；第二等是“编次勒成，郁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第三等则是只能做到：“才高博学，名重一时”，如周的史官史佚，楚的史官倚相。 宋人吴镇在他所撰的《<新唐书>纠谬》这本考异之书的《序》中说：“夫为史之要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具备这三个条件，就是一本好史书。 我在这里引出这些话，旨在说明修志是不易之事，怎么批评不得？ 关于历史：梁启超说，二十四史是帝王的家谱；鲁迅说，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做稳奴隶的时代和做不稳奴隶的时代；胡适晚年自己说过，人家认为我很有学问，其实我没有什么学问，只不过对中国历史比较熟悉。“历史像个女孩子一样，你爱把她打扮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是的，同一件事，哲学、政治观点不同，史家眼界高低，说出来就不一样了。何况文过饰非是人性的弱点，隐恶扬善是卫道者的伎俩。许多开明“君主”叫史家直书，真直书了，心里又不痛快。大臣迎合主子的意图，明里暗里造谣说谎，故我国过去，既有正史，又有野史，只有政权真正成为公器的时代，掌权者成为公仆，真正的史书才能出现，我拭目以待！ 写到此处，文章应该结尾。宿松人把我叫“迂子”。是的，迂子自然说迂话、胡话。迂子在姑妄言之，希望大家姑妄听之，不要过分认真，认起真来，会来割我的舌头的。胡说一通，算是作个序。大方之家勿哂，幸甚！幸甚！
勘而少误，拾而少遗 ——修方志的另一种非常之道
孙立周
今年五一假期，我带女儿去白崖寨，回来后，有不少关于白崖寨的史迹需要作进一步的了解，于是，我就开始搜集一些关于宿松地方史的资料。接下来，我又在策划一个主题为“同马大堤的长大文化气象”的乡土史室外活动课，需要去搜罗整理更多的乡土史资源。恰巧在学校资料室，看到有《宿松古今纵览》一、二辑，就借来查阅。从这两本书，我方知有号“廖理南”者，为宿松地方历史文化做了那么多的采撷挖掘工作，方知有那么多的作者为传承宿松地方历史文化做了那么多不平凡的奉献，顿时心生敬意。尽管当时翻阅的时候，感觉这两本书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但我从阅读中，还是收益颇丰，对我后来成功开展室外活动课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活动课结束后，我给廖理南先生写了一封邮件，真诚地表达了我的感谢崇敬之情，同时附上了两篇喝茶日记，涉及我白崖寨之行的观感和学史读史的一些观点。很快，理南先生给我回了邮件，并给我打来电话，其中对我褒奖之语不少，我当时也没怎么往心里去，权当是廖先生的客套和鼓励而已，我和理南先生的“空中接触”也就到此为止。 前几日，我手机上有一个未接电话，是廖老师打过来的，于是我回拨过去，电话里，廖老师问我最近忙不忙。我初以为廖老师只是问候寒暄几句，答曰正常做事而已，谈不上很忙。听我如此说，廖老师问我能否试着给他主编的《〈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写篇序文，我当时觉得这是个“天外话题”，根本没有想到，因为哪个编著者或作者会找一个未曾谋面、仅有过一次“电波交流”的普通人来作序呢？不过，我倒也没有特别的惊诧，想必廖老师是深谙老子“高下相盈”、“高以下为基”这些思想的吧，他大概是一个做事有“非常之道”的人。我也就没有立即拒绝，一来推断廖老师这个人大约是相信自己有“一眼看准”的特别洞察力的，二来觉得我是一个平头百姓，不正是一个标准的“基下”角色吗？若是不顾浅薄，以寻常之人，来试着响应廖老师的“非常”创想，也未必不是合适的事，这样就连序文诞生记也可以因此带上些许“非常”的色彩了。 于是，我按照廖老师的指点，在网上查找到《〈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的网易博客。初略看下来，让我惊喜的是，《〈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的确是有“非常道”的一本书，其“非常道”首先体现在从“勘误”入手来写方志，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居里夫人女儿琦瑞娜的故事。物理学家朗之万曾给科学家的孩子们上课，他在课上说：根据阿基米德原理，物体浸入水中必将排除相同体积的水，为什么金鱼放到水中却不会排出水呢？孩子们个个绞尽脑汁想找到问题的答案，有的说金鱼的鳞片有特殊的结构，有的说金鱼的身体到水里会收缩，有的说阿基米德原理只适用于非生物。居里夫人的女儿琦瑞娜独辟蹊径，找来一条金鱼，放进水里，结论出来了：金鱼在水里也是要排水的。 一个孩子用一条金鱼，解决了朗之万有意设置的一个错误结论，启示何其深刻。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从犯错到勘错这样一个不断循环反复、向前进步的过程，因为有谬误不断得到纠正，科学才得以无限地向真理靠近。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又何尝不是如此？正是因为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新中国才得以再次迈上正确的康庄大道。因此，以“勘误”之形式修方志，乃正是与历史本身发展的正道相契合的。 修史大多用的是文字记录的方式，有记录，就难免有记录的错误，有记录的错误，就有了勘误的必要，要自勘，要他勘。老子说，“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从修史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有两重意思。第一，做勘误的工作，很难，要学人所未学，学人所不学，不带私心。第二，做勘误的工作，很重要，有勘故少误，可以去伪存真、正本清源，可以匡正补全他人的过错，尽可能还原历史本来的自然面目。 勘误之难，还有更多的原因。首先，勘误者要能象小女孩琦瑞娜一样独具慧眼，要有“于不疑处有疑”的智慧，还要有挑战传统和权威的勇气。其次，勘误者在有了质疑或的确发现错误后，要当琦瑞娜，去做着实细致的实证工作，不然可能越勘越误。梁启超先生说，“无证不信”，落实在修史上，这便是繁琐枯燥的考据工作。在《〈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一书中，“纠错校正编”、“考证求真编”都是做这样的校勘信证工作。如张振华先生根据西汉初的郡国并行制，透析地方侯国与县的差异，查引原始资料，对松玆建县之始所作的考辨，科学严谨；刘文彬先生为求得1983年6月全县受暴雨灾害的准确田亩数，甚至公开“否定”所谓的“政府行为”；吴自立先生在编目设置的合理性、内容分类的规范性和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等等方面，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对诸多史实有疑混处，更是做了大量的归类梳理、罗列，功夫下得细而实。老子有言，“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编者与作者这种细致入微、实事求是的修史作风，体现的是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实在让人钦佩。第三，勘误一般意味着要指出别人的错误，这通常被看作是很得罪人的事，甚至会招惹麻烦。古今中外，因直陈他人错误而使个人遭受灾祸打击的案例实在太多，所以，勘误者大多要有将个人得失毁誉置之度外的高尚境界，要有敢于担当的历史使命感，要有刚直不阿、坚持真理的正义精神。其实，琦瑞娜是纯真无邪的，她丝毫没有不尊敬朗之万的意思，拿来鱼儿做实验，更不是故意要让朗之万出丑，跟朗之万过不去。历史的勘误者，也大多是怀有这样的赤子之心，他们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的，他们是善良敦厚的，值得我们敬仰！ 勘误者可敬，出错者也不可恶。以我多年教书的经验知道，如果学生口头答题或书面答题出错了，从来没有谁是恶意犯错、知错故犯的。正因为如此，我从不指责答错的学生，更不挖苦他们，因为我知道，学生答错了题，考出了低分，最难堪难受的，是他们自己。我们何不以这样的包容心来看待历史长河中犯了错误的人呢？在所有的修史者中，不排除有以美言市尊的小人，歪曲事实，甚至胡编乱造，但更多的人犯错，乃是出于各种不得已的主观或客观的原因，比方说，因为个人识见的局限、史料的不足、或慑于暴力的淫威等。再以辩证的观点来看，不正是因为有人出了差错，才使得勘误者有误可勘吗？我们每个人，大多都是双重的角色，是勘者，指正别人的错，也是误者，别人也在指正我们的错。抱持着这样宽容的眼光来看历史，我们看到的会是更有人性、更有理性的美丽历史！ 《〈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创作团队的“方而不割”，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看得出来，那就是他们不光是在做着勘误这种“挑刺找岔”的活儿，他们还在一个劲地做着自己的另一份事，只不过这份差事看上去相当卑微，那就是拾遗。我记得儿时缺粮的岁月，每逢地里的麦子或黄豆收割完了，就有大人小孩提着篮子或系着兜子去捡麦捡豆。能捡到的麦子豆子，既不多，也不好，或小或瘪，但在那个吃不饱肚子的年月，捡麦拾豆，既减少了浪费，又能让穷人多些粮食充饥，是一件相当快乐的事，令我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心生温暖。如今，饥寒的时代早已逝去，有谁还会去做“拾遗”这种穷苦人做的事呢？能僇力耕种好自己的几分责任田，就不错了。 可是，廖老师偏偏带头，默默地走进了历史的田野，默默地细细搜寻，默默地俯身捡拾，默默地充当起了一个历史“拾遗者”的角色，让人肃然起敬。“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廖老师远离了喧哗，独自走进了寂寞空旷的历史原野，这难道不是“独异于人”的“非常之道”吗？那么在这历史的旷野里，以理南先生为首的“拾遗”团队，又为我们拾回了哪些遗失的宝贝呢？ 在“史料补充编”有《1990~2002年全县出生人口性别比示意图》、《1978~2002年若干年份县内运输车辆运营情况统计表》、《1997~2002年全县金融机构存款利率调整一览表》、《1978~1999年全县农村电话资费变动情况一览表》、《1978~2002年全县职工人均工资及农民人均纯收入一览表》等一系列一手原始的图表材料。这些图表，也许如捡回来的小而瘪的麦子，一点都不好看，可是却那么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我县一定时期内城乡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历史变迁，这些图表，如同一张张未经艺术加工的历史老相片，真实地记录着历史的原貌，正因其真朴，才更显其珍贵的历史价值。若是今后有史学工作者要作地方史更细的分类研究，去研究地方的人口史、金融史、通讯史、交通史、经济生活史，这些图表对于研究者来说，乃如获至宝。往大处讲，在一个国史研究者的眼中，这些图表，同样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在“艺文选粹编”，理南先生拾到的是诗、歌、联、文，是艺术化的史料。文史一家，诗文不仅是艺术，也是记录外在世界的史料，更是反映人内心情感世界的史料。不管是世界史、国别史，还是地方史，若是没有能够把一定时期内人民的思想动态、情感面貌反映出来，这样的历史必是无血无肉的有缺憾的历史。我们无法想像，先秦史里我们如果丢失了孔子，隋唐史里我们如果丢失了李白，欧洲史里我们如果丢失了但丁、莎士比亚，我们看到的，将会是多么无聊、没有生机的历史！怪不得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位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而我想说，对我古松兹而言，松兹人自己创作的一首首小诗，一篇篇小文，也等于是松兹的另外一部历史，我们又怎能轻易地遗失呢？ 在“公文辑存编”，当看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纪要（2003）15号》，我立刻想到了詹姆斯·麦迪逊所著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这本书堪称世界上第一部完全以工作的形式而写成的著作。麦迪逊是1787年制宪会议的参加者之一，在长达116天的会议中，他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完整地记录了会议进程中所有论辩的议题，形象逼真地记录了辩论的各种具体细节，真实而完整地保留了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的历史原貌。到今天为止，研究美国宪政史，《美国制宪会议记录》雷打不动是最重要最真实最完整的史料，无法跳过。因此，理南先生拾到的“公文”，弥足珍贵，而且不是拾得太多了，而是拾得太少了。 原来，理南团队的“拾遗”工作，卑而不微。这样“拾遗”，是文化抢救，是文化保护，是文化保存，是为我松兹作文化的积淀，是对未来负责。理南先生在松兹的历史田野里带头“拾遗”，也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历史视野。历史在哪里？历史就在平常百姓家，历史也在一图一表、一首诗、一则会议纪要里，历史，无所不在。 “见小曰明”，从理南团队有些孤单的“拾遗”背影里，我能窥见他们身上的“非常之道”。有拾故能少遗，“廖之队”甘愿兢兢业业地来充当“拾遗者”的角色，他们的工作值得我们尊敬。有这样一批 “拾遗者”的出现，实乃我松兹之大幸。 写到这里，我猛然想起日本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一个故事。有一次，松下先生出席一个颁奖晚会，会上致辞的财经界领袖个个长篇大论，令观众难忍。轮到松下最后致辞，他说，“恭喜各位，我感冒了，声音嘶哑，我的致辞到此为止。我代表出席的各位上台，也代表各位和获奖人握手，与大家共享荣誉。”实在汗颜，我作为一个“基下”的无名角色，却在这里写了这么多。最后，我以三句话来结束本文： 让我们大家一起共享“廖之队”勘误拾遗的荣誉吧！ 让我们大家跟着“廖之队”，也学做一个勘误者吧，说不定这本勘误的书里就有误可勘呢。 让我们大家跟着“廖之队”，也学做一个拾遗者吧，古松兹的历史原野里，宝贝是拾之不尽的！
《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跋
江 伟
12月的一天，我接到理南先生的电话，他委托我为《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写一篇跋文。当时，我感到很惶恐，因为我虽以史为业，但入门尚浅，认识不足，怎敢承担如此重要之任务。但想到理南先生是一个不拘一格的人，所以我且勉力为之。 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自然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科学的资料性著述，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我国修志治史的历史源远流长，也留下了丰富的史学理论。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观点。“三长”必须兼备，缺一皆不能称为良史。“三长”中又以“史识”最为重要，它要求历史学者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将刘知几“三长”论加以改造并引入修志实践中，提出修志人员应具备“识”、“明”、“公”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并要求修志者要有史德，要实事求是。这些表明，真实、公正是修志治史的关键，修志者要尽可能去还原历史真相。近年，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也明确规定：“编纂地方志应当做到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明清以来，宿松经历了9次修志，至今尚存康熙志、道光志、同治志和民国志4部志书。这些志书在编修过程中基本都遵循了“三长”论，从总体看算得上宿松一方之信史，尤其是民国《宿松县志》资料详实、内容丰富，对研究清末民初的宿松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宿松经历了两轮修志。然两轮修志的成果都令人失望，不仅错漏百出，而且体例残缺，实难与宿松文明古县的历史地位相称，学界不敢也不能用之。幸而有吴群弟先生主编《新编宿松县志考评》为90版《宿松县志》进行修正和弥补，而这次则有赖于理南先生。二轮志书一经出版，理南先生即组织业内同仁为是志匡谬正误、纠偏补漏，最后汇成《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是书分为“纠错校正编”、“考证求真编”、“史料补充编”、“艺文选粹编”和“公文辑存编”5个部分。“纠错校正”、“考证求真”纠正了志书中的知识性错误，“史料补充”、“艺文选粹”补充了遗漏的史料和体例的不足，“公文辑存”展示了本轮修志的过程。可以说，只有本书的存在，本轮修志的成果才符合《地方志工作条例》的精神，才称得上宿松一方之信史，才能真正起到“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我与理南先生相识于网络，然至今尚未谋面，深以为憾。他博客上的每一篇文章显示了他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也为宿松“存实志，留信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初次题跋，不得要领，以上皆信笔涂鸦，望理南先生勿笑。
浅谈鲁迅《立论》与修志者的胆识 ——读廖理南先生主编《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 □邬海波 廖理南先生的《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前言》，一开始就引用了鲁迅意味繁复深邃的短文——《立论》，传达了修志者在真话与假话之间怎样取舍的胆识，本人不揣浅陋，仅就此作点臆测。 修志者说真话秉笔直书，好倒是很好，则险也，想想史学大家司马迁，他之所以敢于说真话，其实也是很令人伤心的文化“奇观”，他成为了形体上的太监的残酷现实处境，却最终成就了他具有铮铮铁骨伟丈夫的史家胆识。形体的磨折，倘能给其精神与灵魂方面的自由天地，譬如西方的荷马与东方的左丘明，皆形体方面的残缺者，但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史学信息，无不在字里行间通透着精神与灵魂之伟丈夫气魄，我国近世伟大的史家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如是，也许是巧合，陈寅恪先生的身世跟前二位一样，是失明者，——形体失明了，精神与灵魂却如日中天地照见了尘世的一切善恶是非。 所以，欲想史家之胆识与勇力能真正发挥于当下，是非常之难的，就像鲁迅《立论》里的那个说了真话的人，遭到主人一顿胖揍的招待，确实是不大好受的。 当下的中国，已步入政治开明思想逐渐走向独立自由的时代，再加上资讯的越来越方便快捷，公民的精神灵魂已开通了一道天窗，官员的职能已定位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身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的是敢于说真话的史家言；有敢于犯上说真话的史官，才有心甘情愿地作人民群众学生的高官的“实干兴邦”。 细心一想，《立论》当中的那个说真话者，说得倒是很实在，也很正确，但所说的场合跟方式是不太对劲的。有的时候，善意的谎言也是充满了“正能量”的，在某家生了小孩办满月酒的场合，说些吉祥美满的祝福语，是应该的，倘若直接由生说到死，肯定会令主人及在场的宾客心怀愤恨，此人遭致主人家的一顿胖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件。古希腊的哲人们就讨论过医生对病人撒谎的论题，也讨论过将士在战场上对敌方撒谎的论题，这里的真话与假话，触及的是对方的利与弊，医生撒谎是出于对病人的关爱，将士对敌人撒谎是出于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因此《立论》中那个只说吉祥如意假话的人能得到主人家好酒好肉好饭的招待，也是很正常的。 “既不谎人，也不遭打”的选项，只能选择打哈哈或“今天天气真好”之类的空洞无聊的寒暄，其用意仅只是在不遭打，至于主人家的好酒好肉好饭的热情招待，肯定是没戏了，这也是不大讨好的事情。因此，不痛不痒的，模棱两可的，八面玲珑的，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这些“既不谎人，也不遭打”的打哈哈或“今天天气真好”，作为修史者，都是应该尽力避免的。 最近读了不少廖理南先生的文章，知道了一些廖先生因出于强烈责任感的真话遭致误解的故事，先生于隐忍中的坚持，是非常之不容易的，就譬如《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一书，既要脚踏实地地跟当事人交流了解核实相关材料，还得出远门四面八方寻求乡党的勘误与补充性文字，在浩如烟海的史料查找过程中，也少不了作大量艰苦的田野查访工作，即使对县志中一个词用得不准确或对一件事的过程有些缺失的，也是没有放过，皆一一加以订正，理南先生这样执着于说真话的修志书，是“正能量”，无论是对文章所涉及的当事人，还是对宿松县当下及未来的发展，都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理南先生跟我是素未谋面的朋友，本人没资格妄谈知之甚少的方志学方面的话题，虽如此，有幸受到先生数次邀约对《宿松县志1978~2002勘误拾遗》一书写点文字，于是就班门弄斧地斗胆写了以上那么些废话蠢话，写成之后，仅能当贻笑大方的材料，也权且当作奉献于诸君足下的芹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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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3-3-31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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