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名人们的推敲辞句到“我是主编，我负责”

钟毓秀

由名人们的推敲辞句到“我是主编，我负责”及其它

廖理南

       初一看文章题目，确实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世间不少时候的不少事情，总是有些怪怪地出人意料地把一些本不相干的事情硬是要扯到一起。不信的话，那你就看看下面的文章后再说吧！

       我将按照文章题目界定的内容，先来谈谈历史上名人们推敲辞句的鲜活事例吧：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掌故。贾岛年轻时到长安应考，有一天骑驴到郊外漫游，触景生情，吟诵出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吟咏着，脑海浮现出一幅图画：月夜幽静的山林中，飞鸟已经在池边树林里栖息了，万籁无声，一个和尚匆匆归来，走到紧闭的山门前，是“推”好呢，还是“敲”好呢？他在驴上边思索边比划，反复琢磨，如痴如醉。不曾想，骑的驴竟一头闯进了京兆尹韩愈的仪仗队中了。贾岛被抓住见韩愈。韩愈问明了情况后，没有责备他，还笑呵呵地对贾岛说：“作‘敲’字佳矣。”“僧敲月下门”，既有动作，又有声音，音节也响亮。从此，“推敲”便成为比喻写作诗文精心琢磨用字的典故。

       洪迈在《容斋续笔》中记王安石名诗《泊船瓜州》的炼字过程也十分有趣。这首诗定稿是：

     “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吴中士人家收留的这首诗的草稿，“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起初写的是“春风又到江南岸”，后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又圈去改为“入”，再圈去改为“满”，这样改了十余字，最后才定为“绿”。这个字之所以好，就因为它色彩鲜明，“又绿”，在读者面前唤起一片江南春色，盎然生机。

        传说唐代著名诗人高适，路过杭州清风岭，在一寺院僧房壁上题诗一首：

        绝岭秋风已自凉，鹤翻松露湿衣裳。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闲竹房。

        离开寺院后，他在路上反复琢磨，发觉诗中有一处不妥：当地月落时，江水就随潮而退，只剩半江了，写“一江水”是失实的。于是他匆匆忙忙地往回赶，想把这个字改过来。回到寺院向和尚说明了情况，和尚告诉他，那个字已经被一个官员改掉了，那官员还留下话说：“诗很好，只是‘一’字不如‘半’字。”后来高适打听到，替他改诗的原来是当时的大诗人骆宾王。

       毛泽东常把他的诗稿抄眷给诗友们看，让大家共同探讨。七律《送瘟神》“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两句，原来是“红雨无心翻作浪，青山有意化为桥”，将“无心”改为“随心”，突出“红雨”所象征的时代，将“有意”改为“着意”，显得深刻生动有力。七律《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旋”字原是“盘”字。改过之后，既与出句“飞”字相应，更突出动态，把庐山写活啦！七律《长征》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流传开了。当时颈联出句是“金沙浪拍悬崖暖”，1957年正式发表时改成了“金沙水拍云崖暖”，作者自注说：“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改的。朋友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

       多少轶闻趣事！多少精细严谨！多少虚怀若谷！

      行文至此，该讲文章题目中涉及到的“我是主编，我负责”的内容啦。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些人就与上边所讲到的这些名人大相径庭啦！我身边即碰到了这样的怪事！2003年宿松县政府启动续修二轮志书。当时，政府先后发聘书请了县工会的朱家立、县法院的朱亚夫、县计生委的石斌、县农业局的钟正德、县审计局的沈巧枝、县供销社的吴自立等同志为副主编或编辑，参与本届志书编写。但由于主编（也是从外单位聘用的临时人员）不能容人，更听不进任何人的任何意见，所以从2004年起，到2008年底，这个独夫主编与政府聘请的所有人都没能继续共事下来——或是被他超出自己权力擅自解聘，或是这些人不屑于与其共事。

       下面，我还是用具体事实来说明问题吧！

        一次，负责城市建设这一章写作的石斌先生，把自己撰写的该章志稿送给主编。主编在改稿时，改出了“新修的孚玉路，拔地而起。”这样的句子。石斌看到后，跟主编商量道，这个句子是否有些不妥。主编自以为是地不屑地置辩。后来石斌同志把此事跟吴自立同志讲了，吴自立觉得石斌的意见是对的。他们的意见被主编知道后，主编几近歇斯底里地叫道：“我是主编，我负责。”到了这种份上，想来，别人是用不着再说什么的！

        说老实话，上面所讲到的政府聘请的这些同志，从来没有因为跟主编吃不匀、喝不匀闹意见。他们只是出于对工作负责，提了些不能不提的问题而惹恼主编的！以我来说吧，论家族，我是主编的房侄。我们原本不在一个单位共事，根本没有任何私人恩怨。他当年在老家挨整受斗时，我曾出于同情，体惜过他。他父亲遭上届志办的有关人员不公对待，老人家卧病在床时，曾伤心地期待我能为他讨回公道，并对我说：“尹某人坏得很，要是有一天纪委查他，我只要不死，都会出面检举的！”这些情况有不少人（如当时志办的胡顺泉等）了解。我得罪主编，纯粹就是因为讲了公道话。如：2005年国庆节前，他硬是要辞退钟正德、沈巧枝、朱亚夫等同志，我当时即在会上发言：“这些人是政府请来的这一届志书的编辑，不能半途而废地擅自辞掉他们。”这里，我仅只是举一个例子，关于这类事情，我在《好样的〈不平之论〉》、《宿松县志，你望、闻、问、切了吗？》等文章中早已讲过，朋友们可以直接在网上输入文章的题目，便能查看。

        这里扯远些多说一点的该是文章题目中的“其它”啦。本来工作中的问题，可以在工作中解决。更何况，古人也主张：“君子之争，不碍私交。”而我所遇到的这个“君子”主编呢，却偏偏是把工作中的矛盾记恨在心，并且让其扩大化！他曾公开在办公室打沈巧枝，拍吴自立的桌子，摔石斌的凳子！他更为无聊的是叫自己的妻儿老小共四人到办公室骂我，他自己还动手打我，并且还扬言，要带人到我家中闹去。今年4月22日，还有一个社会上的精神不正常的、纹身了的小混混跑到我办公室，鹦鹉学舌地用他平时攻击我的话指斥我！还有更为伤德的，为了加强县志工作，组织部根据县委的安排，于上个月的25日到本办拟考察一个副主任。他知道后，找单位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本办包括我在内才四人），不准大家推荐我。不然，他除了丢下工作不干外，还扬言要到上面上访。由于单位人数少，我也没搞任何私下活动，其它三人均被他挟制，所以，在这次考察推荐中，我只是仅获得自荐的一票。我一己的进退得失是算不了什么的！这里，我要感谢组织对县志工作的关心重视！对我的族叔，我也只是把这事说一下，其它，就让社会上的仁人志士们讲啦！至于有人责怪新主任在工作中缺少驾驭能力，没能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我认为他这是不了解我们单位的具体情况所致。王皓同志在接到上级的通知后，还主动地跟我讲到，要我跟相关人员沟通沟通。只是我没有为了自己而搞背后活动，再后来，就是他怕廖道安丢下工作不干而临时迎合他们了。

       关于我惹恼族叔的事，他在本月4日下午副县长叶凤鸣来办调研时是这样说的，我因为自己的什么素质教育的材料要他帮助上县志，他不让上，得罪我了；再就是我请他找朱治平主席帮助调到政协去，他没有找；还有是我私自刻了单位的公章等等……真好笑，我的关于素质教育的材料，1988年3月《安庆报》就已刊载，2004年3期《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与研究》也从另一种角度重新登载，我自己也是副主编，我有必要求一个写句子不通的人在《宿松县志》上为自己贴金吗？倒有这样之事：因我对志稿提了些自己的意见，让他跌相，他便利用职务之便，擅自砍掉了志稿中原已写我的像《习作评点》等之类的材料。真要说“得罪”了我，这件事不能不提。2006年4月，经集体会议研究决定，本届志书增写《艺文精选》一章。此项工作由我落实。根据会议决定，我到广播局、《宿松周刊》联系了公告之事。4月15日《宿松周刊》刊载了本办4月12日《关于艺文精选征稿的公告》，这前后，县电视台亦连续五天播出了该公告。后来我先后收集了数十篇应征稿件。再后来呢，他不经过会议，私下决定，这一章不写啦！对此，我觉得，不管怎样，这种做法，在客观上耍弄了我！至于他讲政协主席朱治平，我用得着要找他去说什么吗？他又能说什么呢？自己也不惦量一下自己有多重；说我刻章，这与他相什么干？说是我自己刻，我没那技艺；说是我私刻，大家知道，没有公安部门的介绍信，哪个老板敢胡来呢！我经手是刻了单位公章，那是2001年下半年的事。當時，縣紀委因我單位負責人的經濟問題而把他免職了。單位職工要進行年度考核，由於被免職的負責人不向單位交公章，我和支部書記胡順泉商量，用支部公章向公安局打了份報告，請求批準刻制單位行政公章。這叫私刻公章嗎？再說，那刻來的章造成了些什么危害？有什么恶果？这你可以报告给相关司法部门由其追查呀！他讲，过些日子，他要把我告去坐牢！我倒要等等，家叔能给我多一种新的人生体验！——在這裡，無賴固然有其品性在作祟，亦與其半點法律知識也不懂有關係。

       我们之间矛盾之事，有不少朋友劝过我。大概在前三年，廖河族长廖奇连老人就试图出面调停。我当时即明确表示：可以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有任何人参与的情况下，坦然面对，阳光沟通！去年，新任领导王皓同志也想把单位协调发展好，欲解我们矛盾之结，我还是向他讲到了我原来已有的主张。但后来呢，两拔子人的好心都无果而终，据说是没有人能奈他何！

       讲了这么多，我该讲点对不起家叔的话啦！就在叶副县长调研的那个晚上，叶副县长考虑到大家工作辛苦，在孚玉山宾馆2号楼芙蓉厅请吃了顿饭。吃饭时，叶副县长和单位的同志们叫我陪廖道安老人两杯酒。我为了不让大家没趣，先后敬了主编、家叔六杯酒。前两杯，他不吭声，不吭气，不喝酒，眼睛只是盯着桌子上自己的筷子头。到第三杯时，他发话了：“你这是玩弄我于股掌之间！你的酒，我不会喝，你这样搞，我只有不想吃这饭了。”说完，夹起衣服就走。幸亏黄奏天同志把他拦住，他才没有走掉。冷场了一阵后，为了缓和气氛，黄奏天同志出于好心地劝我，陪酒时，要多讲几句话，这样，他是会喝的。我确实在后来的三次陪酒过程中，注意恭维地讲过：“主编工作出了力，吃了苦，受了累，操了心，劳了神”之类的话，但都无济于事。到我陪他第六杯酒时，他再一次拿起衣服，爬起身来，愤然出走！对此，我真没有办法，在恭敬他时，我吃了闭门羹倒无所谓，却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有失昔日故意做作的斯文风度而让其狭隘小气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真是太有罪了！

       想来，能把文章读完的朋友们都知道，笔者在此所言，并非真的“风马牛不相及”呵！

      历史上不少文化人都对文字著述十分看重。三国时期，曹操之子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更精辟地讲过：“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21世纪的今天，我却苦命地遇到这么个主编，是我之不幸！当然，也可以讲是宿松不幸！近日，碰到政协几个当年做过主编领导的同志，他们认为，真有本事，不能容人，自己搞出来也行。又没本事，又不能容人，当然只会众叛亲离，留下千古唾骂。                                                                                                                                                                                                                                                                                                                                                                                                             

2010年6月7日  一稿，6月23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