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长于塑造

HJANX

读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注一 三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没有永恒。

我们在为国宝（战国、秦、汉历，）落入他人之手，悲哀过。

也有学者，能从异国他乡，窥见落入他人之手的一纸字角，而欣喜。

欣喜过头者，如《毛诗序》所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有点矜持，文绉绉的，好像在学《女驸马》喜剧里那个刘大人的台词——“难得呀！难得！”

譬如

郭沫若《屈原研究》， “庚申朔。（注一三）没有庚寅的一天。”

那个（注一三），引用的注解，就来源于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天文学研究》的创始人（新城新藏）的作品。

见《屈原研究》第二十二页。【注一 三】据日本新城新藏博士 《战国秦汉长历图》（见《东洋天文学研究》有沈濬氏中译本。

先生许不知，《战国秦汉长历图》正是日本京都大学  新城新藏博士 依据战国鲁历，秦王政历，汉太初历，编写的一部工具书。

我的个天哪！

郭老又说笑了！好简单一个东西，翻箱倒柜，远涉重洋，去找落入他人之手的国宝《战国秦汉历》为依据。

我在《用excel，验算》一文就制作过（表可视图）。

“用excel，作为可视图

E1单元格输入甲，

F1单元格输入子。

全选E1 F1

光标放在F1右侧拖拽柄，向下拖拽到F120”

诸位读者，

表可视图上庚申序号57，既然庚申是那个月的初一，其他干支，必然在庚申后面。表可视图上庚寅序号87，

87-57+1=31天

这个算式，是说，从初一朔，到庚寅就是那个月的第31天了。

先生，你可要想想啊，一个农历月不超过30天。如此月初一朔庚申，月三十一庚寅。

与农历月常规，差距十万八千里啊。用得着从日本书籍里，去查找庚申朔那个月，有没有庚寅吗？

农村足不出户的老妈妈都知道啊！

如果你堂堂考古学者郭沫若，通过远涉重洋，看到国宝《战国、秦、汉历》，落入他人之手里的一纸字角，用以证明了庚申朔，庚寅在农历三十一日。

就说“庚申朔。没有庚寅的一天。”

恐怕人家忍俊不禁，连下巴都笑掉了。

那农村足不出户的老妈妈，牙齿本来就掉光了，早已禁笑，怦然忍俊不禁，不再是笑掉大槽牙啊！

***

接下来，我将对日本京都大学，学者新城新藏博士，的成名作，简介两段。言之文字长，分为两节：

1、新城新藏的《中国天文学》之一

2、新城新藏的《中国天文学》之二

HJANX

新城新藏的《中国天文学》之一

最早, 狩野直喜导师  交付给  新城新藏  的课题是“尧的时代”问题。

而此后与白鸟库吉、饭岛忠夫进行的论战, 正是新城新藏学术观点闻世的契机。

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两强对峙。

其1，领袖人物白鸟库吉，把疑古史学的道路坚定不移地推向深入, 触动到旧汉学的核心部分——远古圣贤崇拜。

其2，饭岛忠夫，已用现代天文学知识来考证古籍年代, 借以重塑中国上古的“事实”。

东洋史学派，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皆为东洋史学界最顶尖学者,

新城新藏，的论文，推测中国历法，起源于朴素的计时需要, 是一种时间计数的方法。且古人最早开始观测月球运动, 故太阴历先行产生。

中国历法的变革, 存在三个重要转折点:

(1) 春秋中叶, 鲁文公、宣公时代观测法的改进, 引起历法改革, 三正论开始兴起;

(2) 战国中叶, 甘石星经制成和五星观测法的发展, 历法也开始创制;

(3) 武帝太初年间历法制定。

进而可划分出四个阶段:

(1) 上古至春秋中叶, 观象授时法年代;

(2) 春秋中叶至战国中叶, 历法准备时期;

(3) 战国中叶至太初年间, 制定历法时代;

(4) 太初元年以后, 历法行用时期。

新城新藏，通过对上述结论的串联, 勾画了中国先秦历法发展轨迹。

新城新藏以岁星纪年法，考证《左传》的年代，并考察《春秋》中的中国古代历法, 其研究方法，为后人所沿袭, 所得结果亦惠及后人。

新城新藏，身为京都学者，却为我中华文化立威，或所谓‘学术无国界’吧！

中国天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历经千年。

公元6世纪左右传入日本。

皇家 (或者大名、幕府)其《中国天文学》机构要职世袭, 身负政治、军事任务, 并非一个单纯的科研群体。简而言之, 《日本的中国天文学》属中国《通天之学》的翻版,

1603年至1867年，德川幕府时期,

日本本土学问的崛起。

延宝年间 (公元1673-1681年) , 历法学者涩川春海，1677年，延保五年，发表了日本长历，贞享元年改编成《贞享历》涩川春海 发现中日两国的经度差、时差和近日点异动等因素, 决定了汉历必须被抛弃。《贞享历》作为德川幕府第一部自编历。

涩川春海 主导贞享改历后, 东阳使用800年的汉历《宣明历》被大和历《贞享历》取而代之,

曾经备受推崇的《中国天文学》在此时，反成为改革的桎梏。

深受汉学滋润的日本学者一步步觉醒, 在他们眼中《中国天文学》的神圣形象，受到排斥。使得日本部分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天文历法》。

【待续】

HJANX

新城新藏的《中国天文学》之二

近代史上，特别是晚清，中国遭受列强围攻。

导致《中国天文学》这一与汉学共生的传统天文学，在这一场疾风暴雨之中，发生了转变。

入侵者掠夺财富之余，不忘文化侵略，大肆窃取我国文学瑰宝，藏书字画文物，那可是“见好就收”哇。

把我国发明的技术，发现的天文学用于历法，蓄意说成是入侵国的发明和发现。

有一个被汉学滋润的日本学者，名字叫做——新城新藏 (1873-1938)，是他开创了《东洋天文学史》

20世纪初的京都大学, 恰好是其东洋史学派，建立和走向第一阶段繁盛的关键时期,

中国学一时有压倒天下之势。

新城新藏的中国天文学史研究，在京都大学东洋史学派，得益于两位博士导师。

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皆为东洋史学界最顶尖学者,

新城新藏，在此二人引导和帮助下展其所长, 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 致力于解决中国远古史之年代学问题。

新城新藏的研究开始，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确立对华研究的立场和视角。

内藤湖南 主张:应依据基本史实来处理中日、中外以及日本与其他域外文明的交流问题。

首先，应当承认日本文化是依靠中国文化形成的。

这就先从整体上为中国文化的地位正名。

其次, 拒绝狭隘的民族立场, 批判了编造和抬高本国历史的行为。

京大东洋史学派的领袖--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等人，突破了旧汉学的原有框架, 在学术立场上力求客观中立、避免偏激, 以便从多个角度自由地思考问题:中国学问不再是一种信仰, 而是一种客观知识。坚持从传统中国学术中汲取大量养料。力排疑古派。

京大学者，历来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搜寻和采集, 都曾前往中国搜集资料。其学问的发达, 与其强取豪夺中国古物、史籍、档案的关系也极其密切。

（从略）

……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内藤湖南，保留我国战国鲁历、秦历，太初历，编写《战国秦汉长历图》却是难得。

嗟夫！

也只有像郭沫若那样的学者，才有机会去翻新城新藏的书。

如是我，只不过借此说说，农历一个月，从来就没有三十一天。如因《屈原研究》要注解庚申朔，没有庚寅。问一下农村足不出户的老妈妈，就行。出国考古去翻新城新藏的书，成本太大了。千里迢迢出国考古我路费都舍不得。

郭老先生，

翻书就翻书，也是好事。

大可不必说：

“庚申朔。（注一三）没有庚寅的一天。”

【注一 三】据日本新城新藏博士 《战国秦汉长历图》（见《东洋天文学研究》有沈濬氏中译本。

那样也太辛苦了！出力不讨好。带我读到国宝落在他人之手，觉得很累很累。

HJANX

【改错四个字】
上文有一句：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内藤湖南，保留我国战国鲁历、秦历，太初历，编写《战国秦汉长历图》却是难得。
内藤湖南，应是新城新藏。特此申请改正。为：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城新藏，保留我国战国鲁历、秦历，太初历，编写《战国秦汉长历图》却是难得。

HJANX

作文传递信息，比说话传递的信息，更有说服力

其原因不仅是文据在侧，可以回看。更重要的是，作文剔除了废话。

某年，开学没几天，两个佩戴校徽的孩子在校园看书，白白净净，可说将会是有用人才。

我爱粮田，也爱孩子。像评估丰收的稻田，看过去心暖暖的。

一男同学，发现女同学把书合上，有点嫌弃似的往旁边挪开。

此刻，心照不宣，两不说话，万事大吉。

哪知好像伤了自尊，便问，“同学，你是哪个系的？”

回答，“我对你没有兴趣，请不要追求我，我是心理系。（转念一想太直白了）对不起！是我太直率了。”

男生，三篇文章似景绣，进得这等学堂，何曾此一通回答，不是被娇声所打动，如遇脑电波辐射，受到了伤害。

他打哑语，用书指向自己胸前佩戴，然后摇了摇手里的书，似乎在说，我不是心理系，像跌倒才爬起来似的，慢镜头站起身，

我以为他悄无声息离开了事。

谁知他并不文雅，话里带粗，说了句在座者都听不懂的话：

“你说什么？要百万彩礼？没有！”。

女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第二天，在阅览室，他们再也没有坐在一起。

未来的栋梁之才，每一个人能贡献的能力都有限，只有合力同心，最少不是相互拆台，才能为国家为人民尽职尽责地作点贡献。

听两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说话，无端伤害。只此一幕，就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转眼又是几十春秋。我的拙帖也遭遇了无端指责，反而让我释怀。

上文论证公元前340年不是寅年，

说郭沫若先生的《屈原研究》[注一三]。

顺带说晚清遭遇列强围攻，我们的瑰宝落入他人之手，郭公窥见一纸字角，费了老鼻子劲，照抄不误，却扰了他自己的大作。郭老在推导中出错。

***

郭沫若《屈原研究》开篇就是背书，背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可谓滚瓜烂熟。

我就纳闷了，如此，何不再多看一眼《史记卷一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公元前477年甲子周敬王43年崩”呢？

60年一甲子，

10年一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12年一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直接477-12=357.得公元前357年甲子，则公元前347年就是甲戌，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戌亥子丑寅卯辰巳，

由347数到340，就是辛巳，

辛巳年即不是寅年。

郭老“吾将上下而求索”，从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博士那里，求索出来个【注一 三】反推出公元前340年寅年。

活生生割裂了自家的好东西。

乃尔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否？

***

知道吗?从初一庚申朔，到庚寅日共31天啊。

郭老原文是“前三四一年的楚宣王二十九年，（周显王二十八年）该是寅年。但那年的正月小。庚申朔。（注一三）没有庚寅的一天。”

郭老引注的注解十三的依据，是来自日本新城新藏博士《战国秦汉长历图》。郭老用以证明，从初一庚申朔，到庚寅日共31天。

郭老否定前341年的理由，是因为前341年正月小，没有31天，

换一句语气说，如果证明了前341年正月大，从正月初一庚申朔，到庚寅日共31天，公元前341年正月就有31日了。

那算什么时代的历法叙事呢？

郭老还有话说，前340年，正月小，甲申朔，庚寅是初七。

郭老肯定前340年的理由，是前340年正月小，特别是因为初一是甲申，初七庚寅在正月内。

郭老肯定前340年的同时，也没有否定前341年如果正月大，那31日的庚寅就正好在正月内。

我且问你，农历正月大有31天吗？有几个年历说过，农历哪月大31天的呢？

HJANX

从大体上讲，古老的东西，丢失了不能再生

其不能在生，可以寻求创新。

不要再留恋。

像心仪的女友，她找到了更需要她的那位。不再为过去，而感到不适。

历史上历法。从黄帝年代到秦始皇之前，经历几千年的应用与创新。发展为专门研究天体历法。

一直都有南正重的后人知天文，

一直都有火正黎的后人知地理。

天文地理，用于农耕战备，被那个野蛮战胜文明的的秦国，一股脑儿被焚书坑儒了，

所以战国后期各个诸侯国历法孤本，被野蛮清零。

秦朝自身护短，秦历也不能博取众家之长补己之短。

汉代穷兵黩武，中原残本所剩寥寥无几。

特别是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独尊儒术，把历法孤本毁于一炬，创新太初历。

改了章程。失去所传历法，是官家能不能管理和利用历法的话题。

用之则视若千金，弃之则轻如弊帚。

明知得益，奈何不用。

刘向的儿子刘歆懂历法。

班固《汉书》卷27，五行志下，引用了刘歆一段话：

《左氏》刘歆以为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变，则分野之国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罚，则灾消而福至；不能，则灾息而祸生。

故经书灾而不记其故，盖吉凶亡常，随行而成祸福也。

周衰，天子不班朔，

鲁历不正，置闰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

史记日食，或言朔而实非朔，或不言朔而实朔，或脱不书朔与日，皆官失之也。

***

西晋武帝太康2年，公元281年，汲郡一个盗墓贼，名字叫做不准，挖开了汲冢（魏襄王的陵墓，出土了十车竹简），所谓《汲冢竹书》纪年历。本来可以给秦汉历修错补缺。奈何，彼时‘唯我独尊’死要面子，抱残守缺，而自得其乐。

到了清朝，先是好长好长一段时间，也是野蛮战胜了文明，以文字避讳为由灭旧。综合编成一部巨著--四库全书。也被人家虏入他们的国库。可悲之极。

以致如今我们所观看到的古历，没有年干支。

公羊高《公羊传》没有年干支。

左丘明《左传》没有年干支。

司马迁《史记》没有直接的年干支。

但是《史记卷一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可以间接推算出年干支。

刘向的《战国策》历史没有年月，

鲁迅先生昔日中学良友昆仲其弟的两本日记，也说历史没有年月。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

平儿点评说“匹夫：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郭沫若引用该时代的历法叙事，有何不当？”

说实在的，平儿根本就没有去读那个[注一 三]，

小子不知书。不读那个[注一 三]，根本就不知道郭沫若引用什么时代历法叙事，

更不知道是引用了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博士的《战国秦汉长历图》，其中的六十花甲子顺序图。

郭老定义出“前三四一年的楚宣王二十九年，（周显王二十八年）该是寅年。但那年的正月小。庚申朔。（注一三）没有庚寅的一天。”

定义出“寅年便当得是前三四0年，那年的正月小，甲申朔，庚寅是初七”。

如此的错误结论。且是从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博士的《战国秦汉长历图》，获得的‘宝贵信息’。然后用之于实践，出现了如此荒唐的错误的结论。

如此[注一 三]，奇耻大辱，有史以来最少有的考古失败。

平儿反而点评说“郭沫若先生同样援用经日本学者改进后的历法，自然而且合理”。

我看还是算了吧，三八二十三，出错不相关。用法出错，历法合理又如何？能证明正月大  就有31天吗？

HJANX

【荇菜】

《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原本说西周末年，周朝的南部，少男思淑女。假装采荇。淑女家又不是种植荇菜的专业户，哪有这许多荇菜？

***

鲁迅十二岁在鲁镇咸亨酒店当伙计，伺候短褂的常客。他们唠唠叨叨缠夹不清。伺候不了一长衫短褂的常客孔乙己先生，发现总是凑合一碟茴香豆下酒，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孔乙己偷了人家书，"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鲁迅你是咸亨酒店的伙计，看人家孔乙己伤疤就不对了。

难怪被孔乙己问"你读过书么？"

回答“不多”

邻居孩子围着哄笑，一个人分给一颗茴香豆，吃了还围着不走，孔乙己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

多乎哉？不多也。

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

孔乙己吃的茴香豆，茴香豆不多也。

周南的荇菜，日益见少，多乎哉？不多也。

前日说小子不知书。说多了吗？说的恐怕也是不多也。

说小子不知书，并不冤枉他。

说平儿根本就没有读懂郭沫若的注解[一 三],更不知道郭沫若引用的日本学者新城新藏《战国秦汉长历图》其中的六十花甲子顺序图。也没有冤枉他。

不信，请看平儿6月15点评，“杂种你援用的所谓事实依据，全是历史上那些个人著作、传记，却从不援用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当时朝廷和现在国家出版社的专著所作的叙事，如《资治通鉴》、《四库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而此，就是杂种信奉“文长于塑造”的具体表现。”

平儿的点评，算什么话呢？

说是句子不通顺，有点贬底。

说是就事论事吧！又与放狗屁扯上关系。

诸位，

拆分对比两句话试试？

“杂种你援用的所谓事实依据，全是历史上那些个人著作、传记”，

“不援用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当时朝廷和现在国家出版社的专著所作的叙事，如《资治通鉴》、《四库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

读者不难发现，“历史上那些个人著作、传记”，

也是“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当时朝廷和现在国家出版社的专著”。

并非异国他乡出版物，也不是不归国家出版社管理的私人出版物。

路某人作文《文长于塑造》，引文左传、史记、战国策、太初历、吕氏春秋等历史丛书，并非异国他乡出版物，也不是不归国家出版社管理的私人出版物。

例如，本人作文【资治通鉴证明公元前340年不是寅年】《资治通鉴》之《周纪·周纪二》（周）显王二十九年，辛巳，公元前三四零年。……。（周）显王二十八年，庚辰，公元前三四一年。魏庞涓伐韩。韩请救于齐。（从略）

经宿松百姓论坛管理团队的先生们审核通过发表了，前文依然保留在侧，可以回看载有“《资治通鉴》”。

狗子怎么乱咬，点评什么——“不援用……《资治通鉴》”

论证引用了资治通鉴，平儿点评说没有。像放狗屁差不多，也算点评吗？

HJANX

【战国策不但没有年干支，连年月都没有】

（接前文《荇菜》）

如果硬要说左传、史记、战国策、太初历、吕氏春秋等历史丛书，是个人著作。

《资治通鉴》那就也是。

如果不是，就都不是。

因为，左传、史记、战国策、太初历、吕氏春秋等历史丛书，包括资治通鉴在内，所谓个人著作，其实是国家授权某人完成的一部著作。

《史记》，是官拜太史令的司马迁所作。太史公著史记，职责所在。

春秋战国（太史、左史、右使）史官世袭。

《左传》，左丘明就是左史后人，左丘明是鲁国太史官，太史公著左传，职责所在。

《战国策》，战国时期，各国史官（包括太史、左史、右史等）负责记录国家大事、外交活动、游说辞令、政治谋略。

《战国策》中大量策士的游说辞、外交策略，最初多由各国史官以“国史”形式保存，

遭遇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后流传至民间，成为《战国策》中编纂的基础素材。

汉成帝时期，刘向奉诏整理皇家藏书，职责所在。

所谓个人著作，其参照资料属于皇家保存资料，成书属于皇家所有。

*

小子不知书，说是个人著作，有点娃娃腔。

因为，那个时候不同于现在的著作权、出版权。

硬要说是个人著作。就等于放狗屁。

***

上文评价郭沫若 [注一 三] 。讲到郭老去查找日本学者新城新藏《战国秦汉长历图》。涉及到汉代以前作品，

我6月10日作文【资治通鉴证明公元前340年不是寅年】《资治通鉴》之《周纪·周纪二》（周）显王二十九年，辛巳，公元前三四零年。

因为北宋时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是是汉代以前作品，我评价郭沫若 [注一 三] ，当然不需要援用资治通鉴。

平儿就像捡到宝一样，在窃喜。在忘乎所以，在乐得原地转圈，忘了踩上了自己屙的屎，放狗屁骂踩上了狗屎，跟放狗屁又扯上了关系。

小子不知书，不知道《资治通鉴》是具有年干支的。

否则为什么排斥我的作文论据呢？

【资治通鉴证明公元前340年不是寅年】《资治通鉴》之《周纪·周纪二》（周）显王二十九年，辛巳，公元前三四零年。——（见6月10日作文）

《资治通鉴》，授权司马光作，则有故事。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新法，因得不到支持，蛰伏在洛阳编纂《资治通鉴》未成。与高太后政治主张一致。

高滔滔的儿子神宗新法失败死了，高滔滔的孙子宋哲宗年小，高滔滔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司马光被提拔为宰相，推行元佑更化，把政治主张推向对人身攻击。冤假错案满街都是。（从略）

太皇太后高滔滔，死了，宋哲宗亲政，司马光不再是宰相，以史学家的身份，授权编纂继续《资治通鉴》。一举成名。

平儿，你知道北宋时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什么具有年历吗？

平儿，你知道《战国策》为什么连年月都不载的原因吗？

我作文已经讲过的《资治通鉴》，平儿瞎说“不援用”，既然平儿你是凭瞎说过日子习惯了的人，不需要真知。所以我也不再告诉你。（从略）

HJANX

【回复15日点评】

几年前，去追公交车，我不是要免费挤占交通工具。我是要看车尾部用砷化镓发光二级管  制作的LED显示屏。显示屏上那移动的字幕，放出鲜红的光，那一串字符，让老汉我倍感亲切。

上一排九个字赫然不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下一排，24个字在流动着 前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狗子不知书，他发帖嚷嚷着“民主自由”。好像欠他的“民主自由”似的。

许不知，

民主是国家给与的民主。

自由是社会给与的自由。

个人只需要在民主自由的氛围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够了。

如果细分24个字。可不可以这么认为——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是国家社会公民各个层面，为那24个字，落到实处。

***

又过去了若干年。

狗子躲在我的贴子底下又起点评说“因为普世价值观早已深刻在人们的心中”。

狗子发现一个外来词汇，一个想扰乱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普世价值观”。狗子以为是捡到了宝。

情绪亢奋得 像打了鸡血似的。

与他发帖嚷嚷着“民主自由”。是一回事。

普世价值观，即便是它发源地的西方世界，也是闲置的破烂留丢垃圾。远远不如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狗子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如今属于敏感词汇。

不想接茬细说。故从略。

HJANX

谁见过——（史记：《文姬归汉》）

6月16日平儿点评“而最近，山人曾援用曹孟德那句“有人用生命写文章，有人却是在用笔写文章”，而匹夫居然称这是山人造假的（史记：《文姬归汉》）；从中可以看出：凡是匹夫自己不知道的、或者 该事实不符合匹夫主观意识的，匹夫既可以否认，也可以“修改”。

平儿：

你说（史记：《文姬归汉》）

请问你听谁说的？史记上，有文姬归汉吗？

首先，我可以，认定你是在胡说八道。

因为，蔡文姬可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刘协的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被胡骑所虏献给匈奴左贤王走的人啊。

*

我且问你，史记是谁的作品？

史记是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

从著史记到《文姬归汉》过了多少年？

你知道不？

史记是司马迁的作品，司马迁是汉武帝的太史令。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104年），历14年的写作成书。而《文姬归汉》是建安八年（公元203年）

《文姬归汉》见《后汉书》（南朝刘宋时期南阳顺阳人-今河南淅川县人范晔的作品），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句话——曹孟德那句“有人用生命写文章，有人却是在用笔写文章”。

读过文言文的都知道“有人用生命写文章，有人却是在用笔写文章”。是现代语言。

而曹操语言是东汉末年语言。

*

而且我前文《文的用途很广》就提醒过。

（诸位看官，‘有人以笔著文，有人以生命著文’。是现代语言。不是我国东汉末年人的语言。我料想炮手老江翻书找破脑壳都找不到曹操讲过‘有人以笔著文，有人以生命著文’的话。炮手老江如此说“三国时期的枭雄、文学家曹操则有另一番见解，其曰：‘有人以笔著文，有人以生命著文’。”属于托伪。此时我也懒得花时间搭理这个没有依据的话题，故从略。……作文，不惜用命，这是作死。而不是用命著文。）

*

平儿，你要人家相信你说的（史记：《文姬归汉》）是真的。请你摘录出来。

因为法学规定‘谁主张谁举证’。

文学驳论，你只是胡说八道，没有证明材料。更不行啊！！

*

我且摘录一段关于蔡文姬的《后汉书》，附于后。

《后汉书》卷八十四 列女传第七十四

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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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操谓宾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及文姬进，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操曰：“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柰何？”文姬曰：“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时且寒，赐以头巾履袜。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礼记》曰：“男女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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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辞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