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长于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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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周游列国之解读2

而我们的故事主人公孔夫子，于公元前489年，来到安徽亳州利辛县的阴阳城（张村），这里是陈国的地盘，如果放孔夫子去了楚国，楚国会更加强大，大国威胁论那时也有萌芽，直接虐杀孔子，陈国还没有那个胆量，於是伙同下蔡，（两地约五六十公里，约莫宿松县东北新城到洲头之间的距离啊）！

孔子师生被围困不得脱身，没有吃的。颜回讨米野炊，碳灰污染了米饭，颜回舍不得丢弃，抓吃了带炭灰的饭，当他叫孔夫子吃饭时，孔夫子说我做了个梦，府君抓饭吃。颜回说，不是啊，飘入了炭灰，丢掉有罪，是吃带炭灰的饭。孔子说，啊，眼见也不属实啊，知人就更难。

后来颜回去挖野菜。孔子照样操琴。子路和子贡开始议论孔子。应劭记录的是其中一段对话。

子路语于子贡，曰，逐于鲁，削于卫，拔于宋，夫子弦歌鼓舞不绝，盖君子无耻乎？

颜回答不上来，去问孔子，孔子说仲由端木赐是小人所见。仲由说，像这样可以说是困厄啊。孔子说“通於道之谓通。穷於道之谓穷。我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算什么穷？不负疚于道，临难不失其德。大寒严霜我松柏之茂，我困厄于陈蔡，这一际遇  不是很幸运吗？”

其实子贡（端木赐）子路（仲由）都不是小人，明白人 也难免要发出  对困境的质疑。

经过夫子的教诲，成就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

《论语》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

孔子对子路很高的评价。说子路徒手搏虎，徒步涉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

子贡富而有义，颜回安贫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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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周游列国之解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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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周游列国之解读3

后来七天没有吃的，野菜糊糊都喝不上，

听闻宋国大夫司马桓魋（huán tuí） 对礼制有一定兴趣，

公元前489年，遂率弟子入宋，希望借助宋景公推行礼治。

结果：桓魋忌惮，被迫逃离。
司马桓魋是宋国权臣，忌惮孔子推行礼治会动摇其权力，欲杀孔子。孔子察觉危险后，连夜逃离宋国，史称“拔于宋”（被武力驱逐）。此次入宋仅数日，未及推行任何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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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向楚昭王求救脱困。楚昭王重武轻文，见到了楚狂陆通（接舆）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当时从政者殆而。接舆归隐避世保身，

孔子以道济世。

从哪里入手，解决当时具体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如接舆言，孔子以道济世。从政者入手的确有风险。

孔子破解的方法是以文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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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哀公（前494年—前468年在位）虽仍受（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桓掣肘，瓜分鲁国土地军队和人口，甚至瓜分宫室的赋税。但对孔子“文化权威”极为敬重，称“孔子，鲁之君子也，天下之贤士也”，未再干预孔子的“教育、典籍整理”活动。鲁国“礼崩乐坏”的政治格局未变，但孔子不再受“政治迫害”，可专注于“以文载道”，传儒教的“顺溜程度”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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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言：“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见（《论语·泰伯》）

——他承认乱世中“从政”的危险性，主张“无道则隐”的生存智慧。

公元前488年楚昭王死后，离开楚国再次前往卫国。仍坚持“周游列国，不再以道济世，而是以文载道”，改换了策略，开启了传承华夏文脉策略。

卫国是卫康叔（封）的封地，宗法传统深厚，虽卫灵公“好色贪财”，但其子卫出公（公元前492年—公元前469年在位）对礼制有一定兴趣。孔子曾言：“卫君待吾而为政！”（《论语·卫灵公》），认为卫国是“以道济世”的最佳选择。卫出公继位后，对孔子的礼制思想有一定兴趣，但受权臣（如弥子瑕）掣肘，无法真正重用孔子。孔子在卫国仅停留数月，便因“道不行”离开，最终返鲁。鲁哀公（前494年—前468年在位）虽仍受三桓掣肘，但对孔子“文化权威”极为敬重，称“孔子，鲁之君子也，天下之贤士也”，未再干预孔子的“教育、典籍整理”活动。鲁国“礼崩乐坏”的政治格局未变，但孔子不再受“政治迫害”，可专注于“以文载道”，传儒教的“顺溜程度”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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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84年

宋司马桓魋死去一年了，孔子68岁了，返鲁前，曾短暂入宋，宋国是周初分封的“殷商遗民封国”，由周武王封商纣王庶兄微子启（殷商宗室）建立，都城在商丘（今河南商丘）。宋国的核心使命是“保存殷商礼制”，以安抚殷商遗民，因此宋国保留了大量殷商时期的礼乐、典籍、祭祀传统，是春秋时期“礼制”的重要源头之一。

周礼是西周宗法制的核心，而殷商礼制更侧重“祭祀、天命、鬼神”的宗教色彩。孔子推崇“周礼”，但周礼本身也吸收了殷商礼制的元素（如“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宋国作为殷商礼制的“活化石”，其礼制传统与周礼并行互补，是孔子“整理礼乐”的重要参考。

回到鲁国，著作《春秋》，於是有返鲁，删诗书，定礼乐，制春秋之义，著素王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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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报任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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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报任安书》

曰：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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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译】

人之常情，没有谁不贪生怕死的，都挂念父母，顾虑妻室儿女。至于那些激愤于正义公理的人当然不是这样，……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在污浊的监狱之中却不肯死的原因，是遗憾我内心的志愿有未达到的，平平庸庸地死了，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多不胜数，只有那些卓异的人

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

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

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

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

孙膑被截去膝盖骨，撰写《兵法》；

吕不韦被贬谪蜀地，才流传着《吕氏春秋》；

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们抒发愤懑而写作的。这些书策，垂空文以自见，想到活下来从事着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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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贬义屈原，而不同于《报任安书》，

说明后人有删改。

文化传承中，确实存在“选择性遗忘”，

文化重构中，确实存在“时代对文化的筛选”。

但本质绝非“主动抹除”。

所以现存的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就2026年高考作文2卷相比，是得不到考分的。因为它一方面认定《离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与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自相矛盾。而且因盖自怨生也，引用的两个证词也是互相矛盾[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乌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定性屈原是叛离君主好呢？还是死如生，轻去就好呢？

尤其是华夏文脉传承，像司马迁那样的塑造屈原，绝对不会给考分的。